汉末乱世以后就一直在打仗，生产力低又人均穷的三国，刘备叹气一声，说：“后世的风气，很是奢靡……”

生活条件好，追求点不一样的也很正常。

只是上一幕还是淳安县的农人反抗战马踏苗，下一刻就是朝廷的官员在丝竹声里给外商讲解人上人日子怎么过，官和民两者截然不同的生活，被这电视表现的淋漓尽致。

电视还尚且是表演的，在他们这些真正的古代王朝人看来，那些挡在马前的农人都还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外商定了50万匹丝绸，定价750万两银子。

订单让在场几个浙江权势最大的人都很满意，而方才在百姓面前官威十足的马宁远，此刻正在门外对着小太监卑躬屈膝，要向胡宗宪报告有‘反民’。

看门的小太监却对有人造反也不屑一顾，天大的事也要等里面看完丝绸再说……]

“一个小太监，有什么权力能拦着知府禀报公事！”

在才有大明没几年的时空，跋扈的小太监看的朱元璋又开始火大了。

朱标也脸色沉重：“江南织造局一个看门的小太监，也能对着一州知府毫不客气。可想而知这群织造局里的太监，平日就是嚣张惯了。”

太监这个群体，能使唤的动他们的，只有宫里的人。他们在这里，就是皇帝权力延伸的表现。

看杭州知府对小太监客气的模样，就知道地方官员对他们，对他们背后的主人是怎样的态度。

但是这不对劲。

所有的皇帝都在想，为什么嘉靖需要在地方还安插宫里的太监作为话事人。

他在御前财政会议上看得出并不是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都能廷杖打死钦天监的官员，官员也随他调动安排，怎么会还需要手下的太监去地方上？

大明这个地方奇怪的权力等级，给秦到宋的官员都有些看不懂了。

为国君、皇帝在地方办事，那是官员的活，就没见过宫廷里的太监还能到地方，比地方官还高高在上。

[拒绝外商买大明人的胡宗宪见到了马宁远，也终于知道了淳安县的事。

夜幕下的总督府门口，士兵举着火把在周围站好，而在胡宗宪等人的面前，是跪着的淳安县‘反民’。]

“造反的百姓？天底下居然还有跪着造反的百姓，荒唐！”

哪怕是作为封建社会最大的封建头子，从小世家子弟出身就没过过普通人生活的李世民，都觉得眼前这一幕荒谬至极。

官员有轿子有车马，百姓只有一双脚。这群人走到这里，什么也没干，只是安静的跪在门前，那个姓何的官员就要把他们抓了再说，派头大的他都觉得气焰嚣张。

他的大唐，这样的官也是有，并且数量可能也不小。比起反民，这种制造反民的地方官才是罪魁祸首。

作为皇帝，他都觉得目前为止淳安县百姓做的一切都没问题，人家只是想好好种个地而已，一开始就是这个改稻为桑的国策有大问题。

这个政策一开始就是上面的大官想出来，也只说了大概，什么具体的落实改法都没有，就被皇帝拍板让下面落实，结果弄出这一堆事端。

就是这种时候，汉文帝在大家心中的含金量总是会不断上升。

他越来越觉得后世那种方式更好，官员和各种真专家一起先制定讨论，在实地调研，就是确定了方案会发各种条例文件，还不会直接大面积铺开，而是先试点。

除了这个，还有针对地方的监督也很重要。

提笔在纸上先记下来，他有太多的事情后面要和臣子们一起讨论。

而普通百姓看着跪在总督府门前的那些人，也替他们，替自己感受到了绝望。

“他们跪着什么都没干，官府没有查证，没有盘问，他们做官的上来就是要把人全都抓了，到底凭什么？”

“做官的，不都是这样，他们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们？”

何茂才那样不问缘由直接拿人的官太多，胡宗宪那样眼里还会在乎他们的官太少，后世那样的官更是根本没有。

[从后门进总督府衙门，胡、郑、何、马几个浙江大员，加上太监杨金水和新来的谭纶聚在一起开小会。

原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但是却没多农人愿意改稻为桑，郑泌昌就下令把能灌溉九个稻田的新安江堰口堵上，逼稻农改种桑。

但也依然没人愿意改，这才有了马宁远今天带兵踏苗的事。

马宁远说了戚继光带走士兵的事，明里暗里都是指责谭纶这个清流的人搞破坏。

然而胡宗宪却说是他下的调令，在场的人都惊愕抬首。

胡宗宪没在意他们的反应，继续道：“以官府的名义向米行上的米市，借贷一百万石粮食，现在借贷了多少啊？”

本该负责这个事情的浙江布政使郑泌昌迟疑了一下，才回道：“很少，都说缺粮。”]

大家明白了，为什么作为负责改稻为桑的胡宗宪，却给戚继光下令阻止踏苗。

市面上不管真假，都说没有多的粮食，外省更是压根不给调粮，就是改了桑田种下桑苗产的丝也换不够口粮。

连百姓的活下去的饭碗都保不住，秋后浙江必定出大乱子。到时候的反民，可不会是现在跪在总督府门口的那些了。

刘彻赞叹道：“是个聪明人，也会说话。”

这胡宗宪话里头也是赞同改稻为桑的，但是赞同不代表能做，根本问题就是没粮食，这事就是不能做。

没有粮食，农民就没有饭吃，为了吃饭，就只能把仅有的田卖出去，

改稻为桑能出多少丝绸，给朝廷挣多少银子，他们这些浙江的官不一定能有多少好处。

但是真出了造反的乱子，不管是朝廷还是反民，没人会放过他们，大家都得死。

因为天灾和赋税而吃不饱饭过不下去的造反，和单纯人为因素塑造的造反，仇恨程度差别太大了。

要了三十万丝绸就会有三十万反民的话，高收益背后的风险也过于高了，没有皇帝真想体会一下自己王朝出了个陈胜吴广是什么情形。

就算是镇压起义经验丰富的大宋，这种收益和风险也会多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