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明清放在汉赋、唐诗、宋词的后面是不对的，它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宋朝之后，如果说元曲还有一部分文人色彩，明清跟文人的关系就不大了。严格说来，家不算文人，他们只是读书识字写的。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包含了最鲜活的民生。

前一世的经验，王宵猎知道，人民对于国家有多重要。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缺少了鲜活的人民生活，也就缺失了一大部分。对于政权来说，必须要把这一部分补起来。

当然，设置这么一大群官员，不只是记录人民生活的。他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支撑。只有明确地知道人民想什么，才能知道政权要做什么。

政权与人民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人民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来源，政权教育、引导人民。人民思想的改变，促成政权的改革。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缺少了哪一面也不完整。

放下茶杯，王宵猎道：“天下的史，不只是朝堂上的史，还包括民间之史。没有民间之史，我们记的史就不完整。当然，你们的工作，不只是记民间之史，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民的思想。人民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应该怎么施政，官府怎么做好工作。你们是官府施政的思想来源，也是官府施政的反馈。官府只有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情才能做得好。”

“我们古籍不多，虞唐夏商如何，许多事情说不清楚了。从周朝开始，说的是天子受天命，代天而牧民。天命是什么？先秦实际上讨论的不多。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天命的。从天灾到，从地震到童谣，直到谶纬，有一整套的理论。这套理论，从王莽代汉就受到冲击，后汉之后基本就失传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天命是什么？其实很模糊。但一个政权，不知道天命怎么行呢？作为掌权者，不能假借鬼神，妄称天命，欺骗人民。而是要用各种方法，知晓天意，使自己的施政合乎天命。除了记史，你们还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把天意找出来。”

“怎么找天意？这样做的来源，是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然天视即民视，天听即民听，那我们就要知道人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天意是不是民意？不是的。如果这么简单，还要官府做什么？而是要知民意，从而知天命。到底怎么做，要从实践中来。事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在做之前就决定了结果的。你估计得再准，也只是大差不差。”

“招你们这些官员来，一是要记民间之史，二是要知民意。在知民意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分析，天命是什么。分析出天命来，政权依天命施政。而不是靠这个官员贤德，那个官员聪明来施政。官员是天命的执行者，所以官府的命令才有神圣性。”

说到这里，王宵猎笑了笑。对众人道：“鬼神之事，虚无而缥缈。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怎么可能靠鬼神来猜测天命呢？天高高在上，到底什么样子，我们这些凡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事情不能去猜，一猜就错。而是要尽最大的可能，用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去找出来。怎么找出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人民。必须正确地认识人民，重视人民，才能摸到天命的头绪。”

“我们说的人民，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百姓，但又不只是一个一个百姓。一个男人聪明勇敢，一个女人贤良美丽，接触的人都知道。他们结婚，组成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子，是不能够仅靠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样子知道的。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天命大致也如此。我们不但要知道人民个人怎么想，还要知道家庭怎么想，宗族怎么想，各种集体怎么想。综合起来，才能理解天命。理解了天命，政权才能知道怎么施政。施政不是为了让人民个人满意，更不是为了让官员满意，而是合乎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