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面前，马堂开始他的表演。

“譬如临清钞关，奴婢试举一例。若有大商从江南运了价值万两的缎绢到了临清，按例该课税三百两。但是报关时，可谎报类目、谎报数目。钞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只收三十两。那大商则可另备百两，上下打点。”

“殿下明鉴！临清钞关每年往来货船络绎不绝，然每年关银只八万两左右。陛下派奴婢们出去，就是见不得这些门道。凭什么该收的税银，十中只能得一？”

“再如开矿。矿禁虽严，可其利丰厚。地方大族，往往私采，打点地方，更无课税。矿禁也不可轻开，只因矿盗哨聚，易于招乱。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上不少人私采之余，却从不缴矿税，陛下如何能容忍？这才派了奴婢们出去，只允奴婢们开矿……”

朱常洛静静地听着，这些被派出的矿监税使当面说出来，这背后的脉络才更加清晰。

结果也确实佐证了朱常洛的判断。

大明财政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十分要命的，那就是赋税的定额制度。

明初时，经过几年的恢复，田赋收入达到了三千多万石，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加科。

到了后面，更是把每年的田赋定额到了两千七百万石。

从此，大明有了非常稳定的田赋收入。不论田地规模怎么变化，不论有没有天灾，不论劳力如何增长、耕作水平有没有提高，大明的田赋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

与之一同贯彻到现在、成为祖训的，就是其他课税也大抵如此。

但大明是停步不前的吗？

表面上的数据是这样的，大明的人口和田土规模始终稳定，大明的收入当然也就很稳定。

朱常洛现在已经很清楚矿监税使被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规模与极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

张居正的新政还没触及深水区，人就没了。

三大征开打，两宫三殿没了，朱翊钧需要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