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晓得的一切，就足以断定这个家伙可能就是博尔尼本人。杰瑞米·博尔尼，生产卡车的巨头，战后与州际联盟作战过。博尔尼的阿瑞斯拖波夫斯制度是一个完善的计划方案，这一制度让一小部分穷困阶级去做粗重工作，但给他们希望，与此同时让贵族们更有能力做高级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在循环的基础上看清了事情的另一面。

当那一切发生之时，我还是一个婴儿。我惟一的记忆就是一次——仅仅一次——我把头藏进母亲的怀抱，仍然不能平静下来。那一次一定已经是六十年以前了，大约是２０２１年。

无论他是谁，无疑他知道这一制度，所以我问他：“你想如果警察发现我，他会把我怎么样？”

“他们会找到你，然后可能只是把你再放到贫穷的劳动大军中去，无论如何你属于那儿，或许再加上个一两年。”

当我写下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是他告发了我。我那样说毫无怨恨之意，我可能是自己告发自己。

几分钟后，那司机说：“我们说点有意思的吧。”他压下节流杆，卡车回以爆炸式的力量。“我亲自修饰她。”他盯着我。我没忘记思考，当我们经过头车时“这有一个快乐的人。”

花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忘了自己的罪过。跳上卡车或火车、乞讨食物、感觉天气转凉、想像着发射十性十的增长。我似乎正在向着生命的万灵药行进——或者可以说行走的本身就是万灵药。我更加强壮，有时我在大白天跑步或十裸十游，然后晚上在饭店后门乞食。有时我三餐丰厚，有时饥肠辘辘。甚至来自迷途之猫的抓挠也因生命的存在而十抽十痛。

逃亡中七八个星期过去了，我已经到达了墨西哥的中部，那里有大的农场和小的村庄，我注意到两个看似当地的人跟着我。他们一定是为农村基层政十府工作的：老式的宽沿帽子，新的苍白色的巴拿马衬衫和裤子，但已经擦脏了，看起来很旧。当我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我们正处于一个离墨西哥城五十公里的小镇，塔尔西哥村，并且告诉我要想在农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不应该有什么大困难。当然他是对的。我步行到第一块庄稼地，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收割庄稼。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看，第二和第四列机器收割机很明显并没有到达这大北边，所以很可能这一地区的非重要人物都被鼓励来此收割庄稼。这些人可能把你推到一边说：“嘿，你不是来帮我们的吧？”（我曾经当过开进我们葡萄园的收割者先锋——取笑两个星期来将有多少人被抛在后面）。这两名监工假装在成捆的玉米杆旁打盹，但我能看出来他们烦躁不安。

最糟的是，我开始享受着丰收。我身边的一个四五十岁、大惊小怪、非常保守的妇人，指着树下的两个人对我说：“博尔尼没说过睡觉者会长痔吗？”她说话带着一种西班牙人惯用的腔调。

我承认第一个进入我意识的想法是：“不，我相信他没说过。”但是感谢上帝，我至今还信仰着他，我用智利方言说，（我猜这是她的母语）“而且割玉米的会长水疤吗？”

她笑得很美，眼眸中那甜美的悲伤更增加了其韵味。她黑棕色的皮肤让我想起了柯蒂斯的祖先，以及老祖父挂钟上的十胡十桃木刻花。我和她一起笑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一起收割，几乎是只身一人在比我们高半米的玉米秆下。她是个可十爱十的十交十谈者，很高兴我和她处于半隐半现的状态，尽管玉米秆使我们无法看到壮观的高山，波波卡特帕特尔。有时我把我的最大的玉米放进她的篮子，尽管她比我割得快。当她割完一垄她就到另一头等我与她会合。

一次，我们一起够到玉米秆的最后一个玉米，她先拿到它，我触到并抓住了她的手，她手背很光滑可手心很粗糙。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现在写到这一点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而当时她说的话在我听来是最十浪十漫的语言。这些话甜蜜且忠诚，悲伤且美丽。它们使我想起打雷时睡在母亲脚上的感觉；当我赢得垒球比赛时身上汗水的气味；第一次示十爱十时顺利的生涩感，我的狗被卡车撞死后一双胳膊环住我的肩头，我的头埋在母亲脖子与头发之间的感觉……

她说：“我叫卡莱斯特，我丈夫死于北进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故。”

“很遗憾，很高兴。”这可能是我说过的最深奥的蠢话。在半绿半黄的玉米秆叶子下，我们彼此拥抱。一个亲十吻的威胁十性十太大，握手又太有距离感。一个拥抱则是一对十爱十侣从朋友到家庭甚至到不仅家庭的进步。（白手起家的人？）

“我还没结过婚。”我告诉她。

当移动的号角吹响，我们偷偷地返回塔尔新哥，穿过田野以避开追踪我的人。我花掉了最后一点现金。我本打算留着的，给她买份早餐和一些装饰品。我们单独走到墨西哥城的收音电台，主人的儿子拾到一个水晶体收音机。她舞跳得很十精十彩。墨西哥城节目结束后，我们在午夜走到户外，到院子里跳舞唱歌，我们一起哼着在波波卡特波特尔山峰的月光下，在那儿，我们自然地长久地亲十吻着就像我们在田地里拥抱那样。

卡莱斯特轻松地摇摆着，头放在我的胸前，哼着一首我不知道的小曲，这时她问：“你在逃避谁？”好像这句话是这首歌的一部分。我回答之前她又开始哼起来，并不断地摇摆着。

“我想警察正跟踪我。”

“我不会保护你。”她的脸色一点没变，也没有料想的冷漠。

“我明白。”可我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我不认识你。”她说，我通过解释的方式假设。

“完全可以原谅，就是我自己我也不很了解。”我这样说但她却笑了，还把我抱得更紧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又跳了一个小时，直到走廊里的一个声音吓坏了我们，我们停止了跳舞，一个男人正在盘问谁，以急切的口吻描述着我。

“你得走了。”卡莱斯特说。

“我不想。”

“我也是，走！”这句话使我很伤心。

“我会回来的。”我看着她等待着回答。

但什么也没等到。她犹豫着。我试图迫使她说些什么，哪怕是出于完全的不自十由。最后她说：“是的。”或可能是“不是的。”她说得如此十温十柔，我放下她的手走开了，以至于我们接触中的点点滴滴，看起来都那么自然。

在街上我的两个警察朋友正搜查我。很明显我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儿逃脱，他们很气愤。

他们匆匆朝我走来，举着手十槍，这时左边的高个子用流行的西班牙语说：“麦科米克，我们想同你谈谈。别想逃，否则我会打死你。”

我跑开了，他们跟踪我但没开槍，我跑到很熟悉的那个麦地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藏在那里。我把他们甩得很远，藏在麦地中。我知道他们不会跑到这么黑的地方找我，所以我爬到灌溉渠中。就在那里，两颗子弹从三四米远的高麦秆上飞过。我听见远处愤怒的声音在喊：“快投降！”

“十妈十的，我又统回来了。”我想，我又沿着干涩的沟渠爬，朝我身后的地里扔了几块石头分散跟踪者的注意力，然后开始跑。

我就是无法回想起接着的三天，他已真的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永远不在。其中几个事实仍可想起，但感觉——在我一生中有一两次，我感到我有所归宿，我对别人的依靠就如树叶对树一样，然而我知道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是的，这就是生存。”我知道生活有时很愉快的。假如我相信上帝，那是因为那三天。

那三天如卡莱斯特的话一样又甜又涩。“我丈夫死于北方的一次事故中。”我逃脱了，而越来越多的警察跟踪我，有时，我不得不放松一下来感激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感激我，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最终可以抓到“罪犯”，那就是警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我使他们的存在更令人激动，是的，更令他们激动。在理论上，惯坏了他们；在事实上，提高了他们，使他们马上有用处、更快乐、更冒险。

在大约７５公里的墨西哥城北，主要是因为我太饿了，我冒险雇佣了劳瑞，一个临时司机。整个庄稼地空空的，所以我知道那是惟一的可行办法。

第二天，那种平和的有所归属的同样感觉如同有机体一样传遍我全身。在向美国边界驶去的途中，我们俩全部武装，穿着沉甸甸的铅制衣服。有时谈话时这种衣服很碍事。

劳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搬运工，他主动提出开一年卡车，“可以挣大钱。”他说，“但一年足够了，你可以有最好的或最差的工作，它可以使我成为花花公子。”

在开往德克萨斯的路上，我们由于互相学十习十使车的速度翻了一番。

“他们要干什么？要向我开槍吗？”他笑道。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位司机就像一位导游，“在这儿，老伯、垃圾场、德克萨斯。”他大笑。几座矮仙人掌在远处灰棕色的宽敞空间中直立着，任何东西都脏乎乎的，就如我们从脏的挡风镜中看沙漠一般。

你一定会奇怪在全盛时期他像什么，我说那使劳瑞很滑稽，很小程度上比跟警察在一起更有趣，我也正提高了他的驾驶水平。

由于那钟咋咋响得厉害，我们就把他们拿掉了。我们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边界线上把货物的灰尘掸掉，然后飞奔而去。

那天下午，在一个卡车检验站中警察抓住了我。

那天气候反常，啪！手铐从后面扣住了我，“麦科米克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选择了吗？”

“没有。”

甚至惩罚都是令人失望的，不蹲监狱只是又加两年。我还有权从剩下的几个工作中挑选一下。

他们带进来一个劳工专家。

“你想在哪儿工作？麦科米克先生？”他问，似乎他总处理罪犯或逃犯似的，或许真是如此。

到哪去工作？我的思维大声说；柯蒂斯的祖先，我的酒。那个司机曾说：“不是你所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卡莱斯特的“是的”，卡莱斯特的“不。”（那时她所说的和隐含的东西），在卡车我与劳瑞共度的美好时光……

“我愿与有毒的流动小组在一起。”我说。

离墨西哥城越近越好。

“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但这是惟一的工作了，我可以把你安排到南部去，靠近危地马拉边界，在首都附近。”

“不错！”有人替十我回答，比我更有用、更快乐、更危险的人回答说，比我喜欢卡莱斯特更喜欢的一个人回答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