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到乌斯季曼斯克参加全苏无线电波传播会议。早晨，我从招待所赶去电机厂俱乐部开会。街上雾很大，二十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气十温十已降到零下５０摄氏度。

路上，我看到一个用玻璃和塑料板盖的报亭，亮晶晶的，像童话里的雪中小屋。为了不至于在会上听某些发言时十浪十费时间，我决定买几份报纸。

我叩开了报亭的小窗，里面露出一张姑十娘十的脸。她见我冻得脸都发了黑，连忙把我让进报亭取暖。报亭里面明亮暖和，既干净又舒服。

姑十娘十告诉我她叫卡佳·卡秋莎。我也介绍说自己叫德米特里·叶戈罗夫，正赶去开会。奇怪得很，卡佳好像对此了如指掌，她甚至说我将在会上挨批，被大家称为空想家。我正疑惑不解时，她塞给我一张报纸，并说报上就是这样写的。

我拿过报纸，看到第三版上的大幅标题：全苏无线电波传播会议在乌斯季曼斯克召开。文章写道：“１２月２４日中午１２点，在电机厂俱乐部召开了全苏”我一下子被弄糊涂了，要知道今天是２４日，会议要在一小时后才开幕。

卡佳笑嘻嘻地告诉我，她卖的是明天的报纸。我翻过来一看，果真是２５日的《红旗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心想，要是我不按报上写的去做，不去参加会议呢？卡佳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她对我说，一切都不可能改变。

我和卡佳约好，在报亭关门前再来找她，就急匆匆地往电机厂走去。

１２时整，会议准时开始。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致了开幕词，会议主席随后宣布了各委员会和小组的工作程序。我没在卡佳的报亭里买报纸，大概是当时我太慌张了，所以现在只好耐心去听那些冗长的报告。之后是开分组会。晚上６点，轮到我发言。我尽量讲得很克制，大家都聚十精十会神地在听。我觉得明天报上不会有那篇批评“空想家”德米特里·叶戈罗夫的文章了。接下来大家的提问也极其一般，我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地走下讲台了。可是风云突变，一些人开始提出严厉的批评。不到半小时，我的报告已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恰恰是这个时候，拥进来一大群新闻记者，闪光灯亮个不停。

我竭力想改变明天报纸上的那篇报导，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已经完全相信玻璃售报亭里的姑十娘十确实是在出售明天的报纸了。

开完会我到报亭去找卡佳。卡佳狡黠地微笑着问我会开得怎样。我沮丧地告诉她一切正如报上所说。我好奇地问她报纸是从哪儿送来的。卡佳说是从印刷厂来的。我又问她乌斯季曼斯克人对此不感到奇怪吗。卡佳有些不快，她说对绝大多数乌斯季曼斯克人来说这只是篇普通通的当天的报纸，偶尔才会碰到能识别出这是明天报纸的人。我遇事总十爱十刨根问底，又问她为什么要卖明天的报纸。卡佳的回答像谜一般，她说送来的各种报纸上的消息不完全相同，她从中挑选一种出售，这报上的消息就会成为真实的事情。我听得目瞪口呆。

第二天早晨起十床十后，我到小吃部去吃了热十乎十乎的灌肠。我和卡佳约好９点到报亭去。可刚到八点半我就耐不住了，不顾一切地走进了早晨的严寒之中。我一路小跑，来到报亭门口，大声叫着卡佳的名字，却没有听到回答，报亭里只传出一阵十十揉十十报纸的沙沙声。我推门进去，卡佳坐在一捆还在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面前，好像正为什么事而难过。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说１０点钟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要着火，这是她刚从报上读到的消息，她现在得去提醒他们一下。我问最后详细情况怎么样，她支吾着说有个孩子差点给烧死。

我们走出报亭，卡佳锁上门，却把钥匙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们跑步来到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这是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一切都很正常，丝毫没有要着火的迹象。我们走进楼里，孩子们正坐在餐厅里准备吃饭。卡佳在门口向两个正在忙碌的保育员招手示意。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有什么事。卡佳告诉她１０点钟左右这幢房子要发生火灾，建议她赶快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并尽快把他们转移到附近居民家里。我则往消防队挂电话。对方认真地询问我起火时间，是什么东西着了火。我告诉他暂时还没有着火，但１０点钟会着的。对方认为我在开玩笑，非常不满地挂了电话。

这时幼儿园主任来了，她以为我们是来检查幼儿园的消防措施的。她把我们拉到墙边，让我们读《火灾时转移孩子的规定》，可是我认为它在这幢楼里根本行不通。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１０点了。我问灭火器在哪里。主任说原来墙上挂着三个灭火器，但有一次其中一个掉了下来，差点砸伤人，只好把它们挪到库房去了。我着急地大声质问她为什么灭火器不在原处。主任这才有些害怕起来，赶紧叫清洁工去把灭火器提来。卡佳命令保育员赶紧给孩子们穿衣服。她们仍旧不太相信，动作犹犹豫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