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罗马，西塞罗遇到的是一座惘然若失、惊慌失措的城市。早在事发的那一刻，就已证明：刺杀恺撒的行动本身要比那些参与刺杀行动的人更了不起，那是一群偶然纠集在一起的密谋分子，他们只知道要除掉这一个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强的人，只知道要刺杀恺撒，但是到了要充分利用这一次成功行动的现在，他们却束手无策，不知应对了。元老院的元老们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赞成这次刺杀行动呢，还是应该谴责这次行动。早已习惯于被一个严厉粗暴的人管束的民众们，更是不敢表示任何看法。安东尼和恺撒的朋友们惧怕那群密谋分子，正在为自己的性命而哆嗦。反之，密谋分子也害怕恺撒的朋友们，害怕他们要复仇。杀死恺撒的密谋者们原以为，因“暴君”之死，民众会欣喜地拥护他们。但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事发后，元老们都吓得逃散了。城内一片惊慌。密谋者们退到罗马的卡皮托林山上过夜。西塞罗于事发的当天晚上，即3月15日晚上到达卡皮托林山，在那里会见密谋者们的首领及其支持者。西塞罗建议由司法官召集元老们在卡皮托林山开会，以表明国家现在由元老院领导，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西塞罗的建议，其中包括当时在场的元老们。他们认为有必要和当年任执政官的安东尼谈判。第二天，即3月16日，布鲁图斯向集会的民众发表演说，但对演说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默。恺撒被刺杀后，恺撒的支持者们曾一度陷人恐慌，以为矛头也会针对他们，但他们很快发现，密谋者们并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因而又从惊慌中振奋起来。安东尼从恺撒的遗孀那里得到恺撒的所有文件，成为他同共和派斗争的有利武器。

在这样一片惊慌失措之中，西塞罗证明自己是唯一表现出果敢的人。足智多谋和镇定自若的西塞罗，在平时总是谨小慎微，但此时此刻却毫不迟疑地站出来支持这次他本人并未参与的刺杀行动。他迈入元老院的会堂时，气宇轩昂，而庞培议事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还留着恺撒的未干血迹。他在开会的元老们面前把这次除掉独裁者的行动赞誉为共和思想的一次胜利。“我的民众们，你们再次回到了自由之中！”——他慷慨陈词。“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完成了不仅是罗马国家最伟大的行动，而且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行动。”不过他同时要求：现在要给这次行动本身赋予更崇高的意义。密谋者们应该果断地去掌握恺撒死后暂时搁置的政权，而且为了拯救共和国，为了重建罗马人的古老的法制，要迅即充分利用这一次成功的行动。西塞罗说，安东尼的执政官职务应该被免除。行政权应该被移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了迫使独裁统治永远让位给自由，这位始终遵循法律的西塞罗却在这短暂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第一次打破了墨守成规的法律。

然而，密谋者们的软弱现在暴露出来了。他们只会策划一次密谋，只会完成一次谋杀。他们仅有的力量是，把五寸长的匕首捅入一个手无寸铁者的肉体，随后他们的决心也就完了。他们不去掌握政权并为重建共和国充分利用政权，而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寻求廉价的赦免，去和安东尼进行谈判。他们给恺撒的朋友们留下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同时也耽误了自己最宝贵的时间。西塞罗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危险。他觉察到，安东尼正在准备反击，不仅要干掉这些密谋者，而且也要消灭共和思想。为了迫使密谋者们和民众采取坚决行动，西塞罗发出警告，竭力说服，宣传鼓动，发表演说，但却犯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错误——他自己没有采取行动！很显然，各种可能性现在是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元老院已准备支持他。民众们原本就是只盼望有一位坚决而又勇敢的人出来控制局面——接住从恺撒强大的手中掉下来的缰绳。如果西塞罗现在执掌政权，并在一片混乱中重建秩序，是没有人会反对他的。所有的人只会松一口气。

元老院终于在公元前44年3月17日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密谋者们要求宣布恺撒为暴君，肯定谋杀行动，但安东尼反对，绝大多数元老们也不同意，因为一且恺撒被宣布为暴君，恺撒的一切政令和法规便应被视为无效。这必然会涉及许多人，其中包括许多与会者的既得利益。针对这种情况，西塞罗提出了一个折中议案：既不追究谋杀行动，宣布大赦杀死恺撒的凶手，同时也肯定恺撒的政令。大家同意西塞罗的妥协办法。西塞罗事后觉得这项决议是非常不公正的，大家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害怕恺撒派的报复，殊不知这样的妥协给了安东尼卷土重来的机会。公元前44年3月17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决定：审查恺撒遗留下的文件的事宜委托给执政官安东尼。3月19日宣读了恺撒的遗嘱。恺撒在遗嘱中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给予自己的甥孙盖乌斯·屋大维，并宣布接受他为义子，给最贫穷的居民每人300塞斯特斯。恺撒在台伯河对岸的几座奢华的花园以后被民众公用。恺撒的遗嘱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虽然民众不满意恺撒的各项反民主的措施，但当被元老院的权贵们所控制的共和国将要成为现实时，民众又急遽地转到恺撒派一边去了。3月20日在罗马广场上为恺撒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尔后仪式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大批人群前去捣毁了密谋者们的住宅。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不得不躲藏起来，然后离开了罗马。4月末，安东尼避开元老院，让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恺撒的政令具有法律效力，必须执行。安东尼凭借恺撒文件的威力，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自从西塞罗以控告卡提利纳的演说词名扬罗马政坛以来，他热切盼望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现在终于随着3月15日的日子来到了。要是他当时就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时刻，那该多好呀！那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会在学校里学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塞罗的名字将不仅作为一个有名望的作家的名字，而是作为共和国拯救者的名字，作为罗马人的自由的真正守护神的名字，在李维和普卢塔克的编年史中永世流传。他的名字将会万古流芳，因为是他占据了一个独裁者空下的政权并自愿把这一政权重新交还给民众。

李维（Titus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共142卷。普卢塔克（Ploutarchos,约46—约120年），古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可是，在历史上始终重演着这样的悲剧：恰恰是一个智慧出众的人，因为内心感到责任的重大，往往在关键时刻很难成为一个行动果断的人。这种矛盾也一再表现在才华横溢和善于写作的西塞罗身上：正由于他对时代的愚蠢行为看得比谁都清楚，这就迫使他蹑足其间，甚至也会在满腔热忱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但同时他又会在面对用暴力报复暴力时踌躇不前。他内心的责任感使他畏惧恐怖手段和流血事件。而现在，恰恰是在不仅允许毫无顾忌甚至要求毫无顾忌的特殊时刻，他的犹豫不决和顾虑重重终于使他丧失了力量。在最初的一阵振奋过去之后，西塞罗以自己的洞察力忧心忡忡地观望着局势，观望着昨天还被他誉为英雄的密谋分子。他看到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毫无胆识的人——他们起了恻隐之心，他们退却了。西塞罗观望着民众，他看到今日的民众早已不再是他曾梦想的英勇的、古老的罗马民族的庶民，而是一群蜕化变质、只关心实惠和享乐——只关心吃喝玩乐的芸芸众生。这些民众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样的密谋分子仅仅欢呼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就向安东尼欢呼了——安东尼号召他们向密谋分子报仇；第三天，他们又向多拉贝拉欢呼了——此人指挥别人把恺撒的雕像打倒在地。西塞罗心里明白，在这座已经蜕化变质的城市里，没有人还会真诚地献身于自由的理念。他们都只想得到权力或者自己的安逸。恺撒已被除掉，但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的人都仅仅是为了企图得到他的遗产、他的钱财、他的军团、他的权力而在讨价还价和争吵。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而并非为了罗马人唯一神圣的事业——自由谋利。

多拉贝拉（PubliusCorneliusDolabella），元老院元老，恺撒被刺杀后，他被递补为恺撒空缺的执政官位置。

在仓促一时的欢欣鼓舞过去之后的那两个星期里，西塞罗的厌烦心情和疑虑与日俱增。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操心共和国的重建；对国家的感情已经消失，向往自由的意识已无影无踪。动荡不安的局势终于使他感到厌恶。他不能再有任何错觉：以为自己的话有多大分量。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他所扮演的调解折中的角色已不起作用；他不得不承认，不是自己太软弱无能就是自己太缺乏勇气，以致他不能在内战即将发生时去拯救自己的祖国。于是他就让国家去听天由命吧。4月初，他离开罗马，回到邻近那不勒斯海湾的普托里，那里有他自己的可供隐居的庄园——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但却怀着又一次失望和又一次失败的情绪。

指从公元前44年3月16日至3月末的两周。普托里（Puteoli），古地名，今意大利的波佐利（Pozzuoli），地处意大利西南部的坎帕尼亚平原，邻近那不勒斯海湾。

西塞罗就这样第二次从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躲避到自己的隐居生活之中。现在他终于明白，身为学者、人文主义和法律维护者的他，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涉足那个有权就有理的世界，不应该涉足那个由权势造成更多的为所欲为而不去促进明智与和解的世界。他不得不深有感慨地认识到，他为自己的祖国所憧憬的理想的共和政体与恢复罗马人的古老民风，在那样一个人性脆弱的时代不可能再实现。由于他在难以驾驭的现实的物质世界中无法完成自己的拯救行动，那么，他至少要为更有智慧的后世拯救自己的梦想。六十年的人生辛劳和知识不应该完全不起作用地失去吧。于是，这位心情抑郁的人想起了自己原本有的才能。他在那些寂寞孤独的日子里撰写了自己最后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著作《论义务》。这是他为其他几代人留下的遗言，是关于一个独立的、有道德的人对自己和对国家应尽义务的教导。这是他的一部关于政治和伦理学的遗著，记载了公元前44年的秋天——同时也是他自己生命中的秋天——在普托里的西塞罗。

《论义务》（DeOfficiis,一译《论责任》），撰于公元前44年秋，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西塞罗假借给当时在雅典学哲学的儿子写信的形式，或者说用谈心的口吻，阐释“义务源于美德”的主题。全书共分三卷，拉丁语原书中每卷均无小标题，有的中译本每卷有一小标题，是英译者后来所加。在第一卷中，西塞罗首先对道德上的善的要素和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在第二卷中，主要讨论义与利的关系。西塞罗认为，只有用正义的手段，才能得到真正的利。在第三卷中，主要讨论义与利的冲突。西塞罗认为，义与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凡是真正有利的无不同时也是正义的，凡是正义的无不同时也是有利的。“道德上的正直与利携手同行。”而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种与义发生冲突的利仅仅是徒有其表的利——“貌似之利”，所以义与利的冲突只是一种表面的冲突，而不是真正的冲突。为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凡是不义之事都不可能是有利之事，西塞罗列举了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许多故事，并对它们作了透辟的分析，以此教导人们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过一种合乎“自然”的有道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