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佰光听完贺新的汇报，点头示意他出去。用铅笔在自己的鹿皮笔记本上划上了一个符号。

从香港到广州的水路，沿岸的所有明军哨卡、所城大多已经和他们达成了“投诚”的协议。即使不愿意公然投澳的军官，也表示自己绝不会拦元老院的路，“自取灭亡”。

在风雨欲来的前夜，叛卖已经蔚然成风。几年前的广州战役打断了广东官军的脊梁骨――从而使得这一带的官兵无不“闻髡色变”。

无论他们相信不相信澳洲人有“逐鹿天下”的本事，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在澳洲人的“船坚炮利”的优势面前为大明尽忠却是个事实。

越是朝廷的既得利益者，在危机面前越不愿意为朝廷尽忠。林佰光在敌工工作中对这点的感触最为深刻。这些人拥有了太多的财富，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尽量避免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明廷敲骨吸髓征集来得粮饷供养出来的关宁军，将领们肥得完全丧失了为朝廷一战的勇气。

广东的明军虽然不是关宁军，但是军队的情况却并无二致，军官们各按层级和权力大小择肥而噬，侵吞军饷，盘剥士卒。除了供养自己的亲兵家丁之外，对部下的死活毫不关心。军队的腐朽败坏到了极点。伏波军一旦发动进攻势必是摧枯拉朽的局面。

但是林佰光和即将接管广东的元老们也很清楚，虽然官军已经腐朽败坏，但是毕竟是多年经营的地头蛇，不少营兵都是本地卫所出身，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在强敌进逼的情况下难保不会出于“保家”的目的而坚决“卫国”。一鸦的时候，八旗绿营已经腐朽，面对英军进攻都是不堪一击，唯独英军进攻镇江的时候，当地的驻防八旗还是出死力坚守的。

击灭敌军并不费力，但是战火波及之下，生命财产都会遭到很大的破坏。其次溃兵四散入乡，立刻就会变成土匪，对乡村造成二次破坏，会加重元老院接管政权之后的社会治安任务。

因而军管会制定的对广东官军的政策的总体原则是尽量采用“和平”模式，争取其原建制“投诚”，然后再逐次加以改编吸收。至不济的也可以被装到海南岛去充实劳动大队。

“在争取他们投诚和接受改编上，他们真心实意是最好，三心二意也无所谓。”文德嗣在军管会元老的会议上总结道，“只要能够接受和平改编的，他愿意留也好，愿意跑路也好，我们都可以任其自便。至于用一点钱收买也没问题――收买几个百户千户，比打仗消耗的军费和士兵的抚恤金便宜多了。只要军队接受改编，剩下的事情就由不得他们了。”

在这样的总体原则之下，林佰光指挥情报网大肆活动，基本上扫清了伏波军进入广州的道路。他并不担心当官的会反悔，在关键性的节点上他都安排了暗桩。如果当官的反悔，自然会有人出来煽动士兵。士卒们连年欠饷，又被长官压迫，早就满怀怨恨，很容易被激成“兵变”。

进入广州并不难，甚至占领整个广东也不会费多大的力气。明军的那点抵抗可以直接当成空气。但广东当地素有“斗风之盛甲于天下”。新得广东大区政府面对的治安战的局面会非常复杂。

历史上广东之所以会械斗成风，和聚族而居的宗族地主强大的经济能力和动员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到了东路的潮汕地区，不但宗族势力更强，社会风气更是好勇悍斗，每次广东遇到战事，潮州练勇总是被首先动员的地方武装。历朝历代官府利用潮汕人平衡广府人分而治之已经成了一种惯用的伎俩。

由此看来，伏波军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不是明朝官兵，而是分布在四乡的各路乡贤控制的团丁。

林佰光没在广东当过官，但是当初交流学习的时候，没少听广东的地方官员说过这方面的事情。很多村落已经到了不出动武警，政府的行政权力就无法执行下去的地步。这还是政府控制能力空前的21世纪。提前到眼下这个政权不下乡的17世纪，农村基本就是无数个独立小王国。没有伏波军刺刀支持的法令，乡贤们更不会买账。

“事情不好办呀。”林佰光默默的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简单粗暴的大杀特杀，人头滚滚自然是最容易也最见效的手法，但是杀人多了，后遗症也多。万一处置不当，反而会陷入治安战的泥潭中。尤其是他们现在兵力和干部都欠缺的情况下……

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宽严相济”，说起来容易，怎么做却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