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嘛，更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必需品。只要咱们按时缴纳本务榷额，再加上石家在朝廷里的那点人脉，弄点铁来打造些农具，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宋代的榷政，虽然严苛，但也算是朝廷在冗兵冗官的重压下，能勉强支撑这么多年的秘诀。盐、茶、矿政暂且不提，单说这铜政，就足以让人头疼不已。

国家立国百年，商品经济飞速发展，铜币渐渐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宋朝的办法简单粗暴：全部收归官府，连民间用铜都严加管控。除了满足官员、寺观、宗室以及保护古代文物的需要外，其余铜器一律列为禁品。

更离谱的是，官府在定价时，完全不顾及实际价值，强行规定价格。

这样一来，市场上就出现了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官府定价的“官方价”；另一种是民间实际交易的“市场价”。

这铜政啊，简直就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蛋疼政策！ 在那悠远的宋初时光里，官府与民间之间，悄然上演着一场关于铜的微妙博弈，犹如一场隐形的财富交响乐。

彼时，官府从市井小巷中搜集铜料，出价之低，令人咋舌——每斤铜，仅需区区一百文铜钱，这价格，几乎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要知道，一贯铜钱，沉甸甸地，理论上正好等同于一斤铜的重量。

史书上的墨香里，常能嗅到官员犯错后被罚铜几斤的记载，在北宋这片土地上，那“几斤铜”的表述，实则暗指“几贯钱”的沉重代价。

而这场博弈的核心，是那令人瞠目的十倍价差，它如同一面锋利的镜子，映照出专榷制度冷酷而直接的本质——那是一种近乎掠夺的资源占有方式，是对自然与民力的无情榨取。

四川，这片巴蜀之地，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铜的漩涡。首先，那些生活在山林间的夷人，面对官府给出的低廉价格，心中难免泛起涟漪。想象一下，一位夷人首领，手握一块闪着光泽的原铜，眼中却满是犹豫与不舍，因为在他看来，这铜的价值远超那一百文铜钱。

其次，权力的阴影下，总有贪婪的身影在蠕动。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以低价购入铜料，随后将其熔铸成精美的铜器，转身便能在市场上卖出接近一贯的高价。这不仅仅是暴利，简直是财富的魔术，让人瞠目结舌。

再者，官府的贪婪如同野火燎原，点燃了民间私铸的熊熊大火。百姓们看在眼里，心中盘算着：既然州官敢于放火，我们又何惧点灯？于是，家家户户，不论贫富，都纷纷投身于铜器的制造之中，私铸之风盛行，仿佛整个四川都被这股铜流所淹没。

更为糟糕的是，那些辛苦挖矿的坑户，他们的境遇更是凄惨。微薄的利润，让他们对铜矿的开采失去了热情，甚至不惜在矿砂中掺杂泥土，以次充好，只为少亏一些。这样的铜矿，怎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