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仓的设立,在皇帝心中呈现,自然而然就顺利的在御前会议中讨论。
微缩版御前会议只有五人。
皇帝居中,每个四人分列两旁。
此时的内阁,在绍武朝经过多年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决策部门。
八部九卿,成其下属,只有执行权。
以往那种六部都能参加会议的大御前会议,自然就削减了许多。
毕竟中国的规矩,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
如此这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大明特色的内阁集权制。
当然了,由于内阁之中人数不定,权力的划分也就没那么的死板。
换句话来说,除了内阁首辅惯例掌控财部外,其他各部则靠博弈和威望,自己争取。
当然啦,如果有皇帝的助益,自然就非常一般了。
如,本来吏部由冯显宗主持,但凡涉及到刑部的内容,都是由其票拟,在内阁会议中确定,再让奏皇帝批红。
但如果皇帝却对他的票拟三番五次的留中,甚至是驳回,自然就影响他对刑部的掌控。
威望,能力,皇恩,缺一不可,三者又同样重要。
如今,内阁首辅阎崇信负责财部、民部,礼部;次辅朱谋则是户部和工部。
冯显宗掌管吏部。
堵胤锡则掌管刑部和兵部。
在各自的部门,他们自然拥有着绝对的发言权,而一旦涉及到人事,尤其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自然要互相妥协才能办下。
内阁举荐名单,至少要三个人。
若是没有满意的,皇帝也可以自行添加人选,这是他的特权。
而对于军权,京营、边军、巡防营,则是皇帝的一言堂,内阁的建议权,都要看皇帝的眼色。
除此以外,作为监察部门,朱谊汐深刻吸取了前明监察失控,御史们排着队脱裤子打廷杖的事。
宋朝的御史制度不错。
所以,都察院的一应官吏,都由皇帝任免,内阁不得插手。
同时,对于皇帝的谏言权,全部聚拢到了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手中。
他们六人,可以对内阁八部直接弹劾,同时负责对皇帝谏言。
剩余的监察御史等,只能对二品以下的官吏弹劾。
如此一来,就再也不会出现以往那样小杂鱼都敢死谏,给皇帝鸡蛋里挑骨头的烦心事了。
督察院监察百官,可以很好的监控内阁。
所以像朱元章那样疑心太重,什么都一把掐,亦或者对什么都有自己意见的事,朱谊汐是做不出来的。
适当的放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
如今,随着八月秋收结束,大明的掌权者们聚拢一堂,讨论起了秋税。
虽然秋收要到来年三月前才能归拢国库,但各地秋税,却早已经记录在桉,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阎崇信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陛下,托祖宗鸿福,今秋之税,再创新高,换算成银圆,达到了四千万之巨,若是再加上秋、冬商税,突破九千万不是难事。”
农业税分成夏、秋两季征收,而商税考虑到如今的难度,则自然的分成了四季,三月一缴。
包括盐、铁、酒、茶,四大重税群体,也是如此,省却人力。
“九千万——”
朱谊汐感慨万分。
这已经超过了清朝鼎盛时期的赋税,当然了这不包括清末。
像满清这样越到亡国,国库里越有钱的王朝,甚是少见。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英国人赫德,辛苦的为清朝建立起了近代关税体制,任劳任怨干了四十年,清廉而不贪,满清续命多靠他。
“其中商税几何?农税几何?”
皇帝发问,阎崇信自然迅速回答,这一切已经在他牢记闹脑中:
“禀陛下,由于天下农税三等,最高不过三分(三十文),可谓是轻徭薄赋,百姓爱戴,人人称颂圣君降世呢……”
所谓的三等农税,实际上就是绍武初年的事了。
不像以前的那些封建王朝,将所有的土地定格为上,中、下三等田,不同的等级收不同的税。
这对于官少民多的封建王朝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干成的活。
所以许多士绅就会贿赂衙役,把自家的上田变为下田,少缴赋税。
但在绍武朝,则根据省份划分,每省的土地全部归为同一等。
如,江苏、安徽、江西等富庶的南方,就是一等地,每亩纳钱三十文。
顺天府、河北省,则是二等,每亩纳钱二十文。
像是甘肃,陕西,云南这种贫瘠省份,一律算三等,每亩纳税十文。
看上去这样的赋税很低,但实际上来说,却是中等了,至少达不到明初那种三十税一的地步,
许多人言语,十税一合适,但却忽略了实际。
100斤的稻谷,按照如今的脱壳率,最好的不过是七层,也就是说能拿到70斤的大米。
而最差的,只能有五成。
还要算上石磨的费用。
故而,普通百姓来说,亩产300斤的粮食,真正能到手的,最多一百五十来斤。
三十文,市价能买三斗,也就是三十斤。
而粮商们的收购价,却跌了不止一筹,卖四十斤才能得到三十文。
四十比一百五。
换算过来,就是三税一到四税一之间。
已经算是重税了。
对于甘肃、陕西这种,一亩地一两百斤,十文钱虽然不多,但也要他们卖出至少二三十来斤粮食换取,其甚至达到脱壳后的一半净重。
交完赋税之后,剩余的粮食虽然不够吃,所以许多人会用精粮来换粗粮。
许多农民忙活了一整年,到过年都吃不到一回大米饭。
也考虑到如此重税,皇帝免去了丁税,也就是人口税,从而促进了人口大爆发。
所谓的摊丁入亩,就是把丁税摊入土地中,换句话说,有田的多缴税,没田的不缴丁税。
如今朱谊汐一步就位,直接免除丁税。
而这所谓的丁税,其实早就不应该征收了。
因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将所有的正税杂税,归为田税,其中就包括丁税。
后来丁税自然就又征了,被提高的田税也不降低分毫。
“好了,别拍马屁了,说正事。”
阎崇信这才意犹未尽地止住,开口道:“秋税多在南方,故而能征收的只有十五省,有近两千万块。”
“而商税则益高,达八百万,杂税四百万(酒、盐、茶、铁),关税(运河)三百万……”
“余者五百来万,则是黑龙江、吉林、吕宋三总督府上缴,以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