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游侠其实是士族阶级的一个分支，所谓士族，是西周分封制的产物。按照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国家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几个等级。

“士”这个等级很特殊，他既是贵族阶层的最末端，又是底层阶级的最高层。作为贵族阶层的最底层，他们有一个“贵族”的空头衔，却没有任何政治待遇。作为平民的最高层，他们又不具备生产劳作的能力和愿望，因而他们活成了“夹心饼”。

分封制的规则，又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到后来，士族阶级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以至于后世有“士族阶级书写了中国历史”的结论。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李斯、商鞅等都是士族阶级的杰出代表。

受百家争鸣的影响，士族阶级分化成了两个群体，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以读书做官为人生目标，成了儒生，亦称“文士”，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以行侠仗义追求天下大公为人生目标，成了侠客，亦称“武士”。

到秦朝建立后，随着分封制的终结，士族阶级连贵族的空头衔也没了，士族彻底沦为平民阶层。文士和武士，因为不同的人生理念，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文士因为切合了帝制文化的需求，成为皇权的拥趸，日益强大，而武士则被政治主流淘汰，游走在政治生活的边缘。

了解了武士的起源，就大致清晰了他们的特性和生活圈，也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存模式及三种收入模式了

第一种本身就是富家豪族，依赖家族资源不愁费用。游侠本身就脱胎于贵族阶层，家族势力非常雄厚，他们虽然失去了政治待遇，但是作为家族后人，往往会得到不菲的物质待遇，比如地产、房产、金钱等。

这一类人群非常多，西汉初年各地都有豪门大户，都会出几个游侠类的“人才”。这跟秦末社会动荡，六国之士蠢蠢欲动的大形势有关。

比如高祖刘邦的好友兼亲家翁张耳，他本来不是豪门大族，却因入赘富家豪门，摇身变成大富翁。从此，张耳游走于江湖更加如鱼得水，大把花钱，结交天下豪杰。刘邦就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张耳。

与张耳“刎颈之交”的陈馀，其经历跟张耳如出一辙。

第二种依附于豪门贵族，充当他们的门客换取收入。靠家族实力的毕竟是少部分，很多游侠的家族随着年代久远没落了，他们也不事生产，怎么生活呢？依附豪门贵族充当门客，就是一条出路。

这类人群代表者，民间张口就能说出一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四大公子的门客，很多都是游侠，毛遂、冯谖、荆轲、豫让等。

其实汉高祖刘邦也算半个游侠，他早年不事生产，游走江湖，跟张耳等江湖侠客混得很热乎，导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没有成家立业。刘邦的生活来源，除了在家啃老、啃嫂外，在外就依附于张耳这类的大富豪。

有人曾经对这一类游侠们做过一个概括闲时帮闲，忙时帮忙，战时帮凶！

第三种依靠自身能力和游侠群体，形成“创收”能力。除了上两种情况，第三种则良莠不齐，形成了社会灰色地带。这种所谓的创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打家劫舍、有的掘墓盗窃、有的充当杀手、有的沦为乞丐等等。这个群体最大，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

游侠的三种收入来源，往往是交叉的，不固定。

游侠们良莠不齐，社会价值观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又因为其帮凶性质，往往受到权贵阶层的喜爱，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

正因为游侠们的这种生存状态，给社会治安和政权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游侠们遭到了统治阶层的严厉打击。又由于受到利益阶层的豢养与追捧，这个群体就像野草，始终除之不绝。

说到底，根子还是在游侠不是孤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与政治利益集团结成了割不断的联盟关系。

武侠中，浪迹天涯的背剑侠客成为正义的化身，追求正义、和平和人道则成为侠之“剑“的宗旨。他们四处游山玩水，毫无目标的行走江湖，除了一把剑几乎身无长物，但却从来不为钱担心，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钱的。

苦苦为生计奔波的还算什么侠客？他们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心情好了济贫。甚至于济贫也不过是看着顺眼就扔钱。全然不管穷人突然被钱砸到头还在懵圈，就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钱，会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穷文富武，若家底都没有，那练什么武？饭都吃不饱怎么练剑？骑马仗剑走天涯的故事听起来很美，但是不说马匹多少钱，就算是一把剑都价值不菲。

金银铜铁等金属在秦汉时期都是难得的物质，胆子大点的都拿来私铸钱币了，谁会精工细琢去铸剑？千金求剑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在中国文化中，刀剑往往被赋予正义和正气的道德色彩。早在先秦时代，季札挂剑就成为君子诚信的楷模。在侠士剑客眼中，刀剑是佩带者的人格和精神的体现，标志着一种伸张正义、见义勇为的社会责任，更是身份的象征。

韩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饭之恩，被人嘲笑，受胯下之辱，仍腰挎剑、手持书。只因坚信自己不会居于人下。剑是他不苟同于凡夫俗子，最后的执著和信仰。

大部分人是当不起游侠的，没剑没财力。就像是现代人想出去旅游一个样，要先看看钱包鼓不鼓，再决定世界大不大、能走到哪。或者当花时间出去历练，代价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游玩喽。

侠义、侠义，侠等同于义吗？

中国人最讲求义的时代在春秋时期，那时候义与利的距离比较远，没有人认为它是一回事。所以，那时候的人，对义的注解令人震撼，令人肃然起敬。

比如程婴救赵氏孤儿，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比如豫让舍身报主。就连男女约会，都出了个宁可淹死也要守约的尾生。他们已经达到了“重义轻生”的地步，把“义”演绎到纯而又纯的地步。

侠之义，应该是包含性善，责任，公正，德行等。和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似乎又不同。

孔子认为所谓义，就是“适宜”。每个人的行为，符合周礼和道德，就是“义”。君子以“义”为上；一个人，不仅要当仁不让，而且还要见义勇为，看到适宜礼制的事情，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儒家的这种观点，对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孟子进一步对“义”进行了阐述。在孟子看来，“义”和仁、礼、智一样，都是人的本性。羞恶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羞恶之心，不能称其为人。他认为“义”就是，人的“羞恶之心”，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

王娡不知道，她藏匿刘驹之女算不算义。但她想起刘驹在她怀里喊痛，仍求死于她手时的笑；婉儿持虎兕剑，惨烈自尽的决绝；叶姑姑为全义仆之名，连杀仆从几人后伏剑自绝的一地血腥，就忍不住泪如泉涌。

出于对刘驹和婉儿的负疚？还是对残忍的皇权争斗无奈？无论如何，一个新生的婴儿，未涉人世，却带着血缘的原罪被诛杀，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

对于侠和义，王娡直觉上是，以国为重，才能是真侠义。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驱动，不能称之为侠义。

“袁盎应该不甘于寂寞的。帝王会让这个真名士、假谏臣闲置吗？”王娡说道，“郅校尉多跟进，看这个袁盎什么时候回京。很可能，剧孟的投资很快见效。”

君君臣臣，这是个双向奔赴的需求。君需要任人唯贤的贤名，臣需要忠君报效的平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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