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从高雄回山，依空法师同行。途中他忽然问我：“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性格是什么？”我随口答道：“从善如流。”过后认真回忆往事，发觉“从善如流”的确为我带来宽广的人生。

十二岁披剃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命我进入栖霞律学院就读，当时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位，同学们都大我十岁以上，他们不是嫌我小，就是怕我跟不上，所以总是和我说：“你要用功一点啊！”有感于大家的好意，我“从善如流”，非常认真地顶戴奉行，加倍精进，终于渐入佳境。

十五岁受具足戒时，我因燃烧戒疤而烧坏脑神经，记忆力大为退步，每次背书时，总是记得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老师痛责之余，非打即骂，罚跪更是每日功课。老师无法可想，教我礼拜观世音菩萨，求聪明，拜智慧。我“从善如流”，每天半夜三更都到大殿祈求菩萨加被，果然两个月不到，不但记忆力恢复，而且领悟力比以前更好。

这时，同学们又嫌我不会唱诵法器，我“从善如流”，自我努力练习，到处请益师长，结果虽因天赋荒腔走板的嗓音使我不得不往文教上发展，但由于这段期间曾经痛下苦功，钻研入里，所以直至今日，不仅大陆丛林的佛门规矩、法会仪式，我全都了然于心，而且宗下、教下、律下的一切仪轨，我也能如数家珍。我除了感谢学长们的督促教诲之外，更感到这是“从善如流”性格给予我莫大的助益。

由于自幼家境贫寒，未曾受过良好教育，初入佛学院时，作文课成为我最头痛的时刻。老师在作文簿上的评语，不是说我文不对题，就是说我辞不达义。同学们在取笑之余，叫我多用点心。我听了以后，“从善如流”，不但在课余时翻阅课外读物，而且训练自己在行走排班时运用零碎时间，暗打腹稿。经过这些努力之后，我大有进步，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我的文章，而且将我的作品誊写之后，送到报章杂志上发表。

从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听到有人说：“以舞蹈艺术可以帮助弘扬佛法。”我就“从善如流”，鼓励别人参加舞蹈社团，表演敦煌飞天的舞蹈，一直舞到美洲、澳洲、欧洲等地。听到有人说：“以话剧方式可以吸收更多佛子。”我也“从善如流”，亲身参与话剧表演，甚至多位青年因此得度。乃至听说运用传单标语、街头布教等方式能增益度众效果，我都“从善如流”，邀集同道，从上海、南京开始，一直到台湾大街小巷，甚至偏远乡村，大家一齐努力。没想到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日后在设计活动方面竟然有着莫大的助益。

后来，我“从善如流”地接受家师的安排，前往宜兴担任小学校长，使我在弱冠时就略谙校务行政；我“从善如流”地和同学们合办《怒涛杂志》（《霞光半月刊》），使我在年轻时就具备扎实的编务经验；我“从善如流”地跟随同道们来到南京重整寺院，复杂的环境使我由年少无知渐渐转为老成持重。

初来台湾时人地生疏，我四处行脚挂单，寺院叫我整理环境，我就“从善如流”，洒扫庭院，清理内外；寺众叫我专办饮食，我也“从善如流”，挑水担柴，买菜典座；住持叫我担任书记，我就“从善如流”，跟随翻译，处理公文；信徒要我讲解经义，我也“从善如流”，深入浅出，阐释佛法。我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乡下青年，由于我肯“从善如流”，满人所愿，因此无形中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

我“从善如流”，接受同道的邀请，来到偏僻的风城教导佛子，当年的学生们如圣印法师、修严法师等，而今都成为教界的长老大德，怎不令人欢喜？我“从善如流”，答应信徒的要求，前往湿冷的雨乡驻锡弘法，那时的青年们如心光、心平、慈嘉等，现在都成为佛门的龙象栋梁，怎不令人欣慰？因此，“从善如流”不但可以拓展我们的人际关系，更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无限的延伸。

我虽被信徒们尊为师父，但依旧本着“从善如流”的精神为大众服务，当寺院需要张贴活动标语布告时，我“从善如流”，为撰文稿，如今我对于各式公告可说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当法会需要缮写榜文斋条时，我“从善如流”，濡墨挥笔，字虽不好，但愿以心香一瓣，与大众广结善缘。

我到台湾有了落脚之地的宜兰之后，对干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从善如流”，成立念佛会。对于热衷歌唱的青年，我“从善如流”，组织歌咏队；对于即将升学的学子，我“从善如流”，设立光华补习班；对于牙牙学语的幼童，我“从善如流”，开办幼稚园、托儿所。凡此不但为台湾佛教创下了先例，也为有情众生种下得度的因缘。

三十多年前曾听人说：“从大陆来的法师为什么都喜欢集中在台北，而不往美丽宝岛的中、南部发展呢？”我自忖所言甚是，遂“从善如流”，南下弘法，先建佛教堂、寿山寺，后开辟佛光山。十余年前，苗栗谢润德居士对我说：“大师，您为什么都在福建人的地方设立寺院，不到客家人的地方兴建道场呢？”我想想此话也对，便“从善如流”，在潮州、屏东、新竹、桃园等地成立别分院，以示我对所有族群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