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所有这些为弘法利生而兴建的设施，可谓所费不赀，但是我并不因此而特别青睐出手阔绰的财主富豪，反而乐于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张“储财于信徒”，拒收信徒们超过经济能力的奉献。一张百万元支票的布施与千人的百元布施，看来似乎价值相等，但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小额的布施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已，不但持续长久，而且可以广结善缘，使大家都有种植福田的机会。

马祖道一禅师创设丛林，以安禅僧；百丈怀海禅师订立清规，巩固僧团。由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组织与制度对于佛教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后世佛子不懂得以现代的观点赋予崭新的生命，使得祖师大德的美意创举徒然付诸历史文字，而束之高阁，诚为可叹！

一九六七年，我辟建佛光山，即着手规划组织，订立制度，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多年以后，岛内外的佛教团体、专家学者，却纷纷来山从事研究。后来因为常住人众越来越多，法务也越来越繁，时代更是越来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进之处仍有许多。还好心平、慈庄、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们都能秉持着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注意环境的变迁，经常检讨修订既有的章程计划，使得佛光山永远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信徒团结起来，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不但办理各种研习营，训练他们各种能力，而且设立奖评制度，鼓励他们讲经说法。这种空前的创举，当然也在教界里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千百年来僧伽所掌握的教权释放无余，将会造成不测之乱。但是我却认为，过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来弘扬发展，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时至今日，佛教已经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仅凭少数出家人的努力显然不足。再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在家众中，才学丰富者也不在少数，大家何不敞开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个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人间佛教的信仰之下动员起来？

我不但对于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价值”，对于其他宗教，乃至民间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态度。三十年前，云林县妈祖宫想加入佛教会，遭到拒绝，我曾挺身而出，为其说项未成，至今深感遗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团体，用轿子抬着神明，来佛光山礼佛，大雄宝殿的殿主面有难色。我得知后，也谆谆开导徒众：人类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行呢？在佛世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佛教的护法神明，只是这些历史随着时光的流转，久已被人忽略，我觉得现在佛教理应为这些民间信仰定位安身。所以，当吉隆坡的一间天后宫邀我前往主持供佛斋天法会时，我欣然赴约，后来，当地的神道寺庙都与佛教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前云林县佛教会理事长郭庆文先生邀我为妈祖填词写歌时，我也欢喜应允，如今郭先生虽已逝世，多年来我却一直在心中酝酿，未曾稍忘。

虽说生存是众生的权利，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滥行慈悲。例如放生，本来是一桩美事，然而却往往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工具，把飞禽走兽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这些野生动物的身心受尽伤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时空不对，也常常影响到生态的发展，乃至祸及人类。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来佛光山，将一袋乌龟倒在放生池里，未几，将鱼儿全都咬死。过去，大雄宝殿后面是草地果园，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带往放生，危及大众生命安全。还有一些游人来山放生鸟雀，因为翅膀还没长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笼外，立刻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见之令人心悲！看来对于生权的维护，大家应该“重新估定价值”，最好是能慎之于始，以真正爱生、护生、尊重生命的态度来代替放生的表相行为。

随着时移世迁，过去的一些观念已被“重新估定价值”。例如，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女强人却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讲求门当户对，现在却注重对方的幽默情趣；过去父母重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如今也开始强调思想的启迪；以往学校注重升学率的高低，现在也着手关怀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考量，“重新估定价值”。例如，只要孩子不要爹的未婚妈妈、在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下被送出国的小留学生、青年男女一窝蜂“跟着感觉走”的时代潮流等等，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发展，甚或全盘接受，恐将形成社会的乱源。

经云：“法无定法。”又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必须跟着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会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没，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是进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拣择判断，所以无论什么，都要“重新估定价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