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备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纷纷前来洽商，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传，我也都欣然应允。

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慈善事业，而且都先后获得台湾当局的表扬和肯定。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

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但也麻烦。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十年的申请，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才成为合法的道场；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险些被充公拍卖，靠着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暂缓查封的时间，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

披览圣典，翻阅教史，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不也是“争气，而不生气”的最佳例子吗？他们基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心悲愿，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往往所争回的，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我虽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随效法。

反观今日的社会，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而不惜争狠斗胜，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却危害社会，贻祸子孙。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不但一筹莫展，反而自暴自弃，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