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红帽子是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只是淡泊处之，默然以对。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面对毁谤讥讽，还能择善固执，无怨无悔。

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行脚名都大邑，欣羡万分，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为了一句承诺，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近十年来，弘法邀约不断，往往由于行程紧凑，汗湿衣襟，却来不及更换，只得任着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体的温度也随着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走访五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从热带到寒带，有时绕着地球走了一圈，舟车劳顿固然辛苦，适应不同的时差、天候、风土、人情更是艰困。

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天气酷热无比，每晚睡不着觉，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海天游踪》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访印度，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强忍着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主持法会，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类似这种经历不一而足，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利益别人。自忖菩萨发心，犹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

忍贫、忍饥、忍病、忍苦、忍劳、忍打、忍骂还算容易，惟有忍气、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

记得八九岁时，家乡缺水，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要求我家理赔后事。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后，听说解仁保失业，无法维生，我心生恻隐，还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美丽的河山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根据分析判断，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十一岁时，我曾随着寡母四处寻父，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尸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及至成人，我虽然有数次赴日深造的机会，终因国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弃。

在岛内外，我的在家信众多达百万；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们固然对我恭敬孝顺，我也奉献了许多精力心血。大处不提，就琐事而言，我容忍他们的差异性格，耐烦地循循善诱；我容忍他们的情绪用事，耐烦地谆谆教导；我容忍他们的不同意见，耐烦地从中调和；我容忍他们的不守时间，耐烦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慈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艺术。由于我肯付出容忍耐烦，才能摄受他们来到佛门为大众服务。

幼儿以啼哭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泪，力气也耗尽了；妇女以娇媚为力，然而一旦使出娇媚，气势也消失了；莽夫以拳头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头，正气也瓦解了。惟有真正的菩萨行者，他们以“忍耐”为力，以慈悲为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气，排除万难，成就福国利民，饶益众生的丰功伟业。

虽说我一向推许“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时候，例如，当我在台上演讲，看到台下前面还有空位，而后面的人却没有位子可坐时，我会罣碍难忍；当知道别人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也会义愤填膺；当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时，我会上前指责；见闻好事，不即刻参与，我也会坐立难安。我以为，一成不变的忍气吞声，姑息纵容，并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应该是当仁不让，顾全大局，为众谋福。

我今已年近古稀，自愧还是在忍耐上不断学习、突破，在生活当中，对于佛说“忍”的三种境界体会颇多，我以为，“生忍”，是为要生存在人间酝酿的耐力；“法忍”，是在转识成智，用佛法所产生的智慧；“无生法忍”，则是随缘随处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灭的自在境界。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处处所所，无不是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