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 说白了，其实就类似于现代公司里头的绩效考核, 年初官员们把今年各自需要做的事情罗列在折子里呈到京城，就是工作计划, 京城会有专门的人员将这些工作计划记录在册。比如你说去年县里洪水泛滥，今年要修筑堤坝，等到年底检查，好，堤坝没修，处分。处分程度也因你的完成程度而不同，如果大部分完成了, 可能就是降职, 如果完成率很低，那就是革职了。

大明虽然有针对官员考核的京察和外察，可除非是像太祖皇帝那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才能震慑百官, 否则这些考核只是流于形式, 甚至成为排除异己的工具，隆庆六年曾经利用京察清楚高拱余党的张居正当然再明白不过，所以“工作考核”的实施就成了当务之急，只有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淘汰掉，提拔一批会做事的人上来，他后面那些改革才能实现。

这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在他之前, 几乎从来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办法，而且对于那些只会埋头做事，却不会讨好上司的人来说，考成法无异于一件好事。——当然，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就算张居正身为首辅，也压不住许多怨声载道的声音。

赵肃也赞同考成法，只不过他旁观者清，却也看到一些其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这里头对官员的工作计划规范并不足够明确，赵肃建议把每一个部门具体的职责分情况罗列出来，再根据各个事项制定具体的奖罚制度。

譬如说一个知府，他今年需要巡视辖下所有县的百姓，再将每个县的情况上报，要主持府试，要征收赋税，要审理若干案件，那么如果他全部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包括银两和全国性通报褒奖，其中银两的奖励，则是从其它革职官员的俸禄里扣除，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钱。

其次，考成法还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由上级下，工作计划的层层积压。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征收多少的税收，巡抚或按察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下头的人，知府又分派给知县。

以前的税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朝廷担心老百姓负担过重，把赋税一降再降，低得不能再低，但即便这样，也有很多大户中户拖税漏税，官府也乐得清闲，收多收少没所谓，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粮，损失的是国家，但是现在不行了，税收得少了，今年“工作计划”没完成，大家都别想好过，所以知县感到压力很大，就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地主们，而地主们当然转嫁给佃户。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成法反倒可能失去它原来的优势，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几十年后，一个叫黄宗羲的人，曾经总结过一条规律，说历朝历代的所谓赋税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负担反而要相应地增加。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涉及到考成法的弊端，那就是考成法并没有按照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征税标准。无论是颗粒无收还是五谷丰登，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征税标准，这就容易造成灾荒之年，下面拿不出一粒粮食，但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还要强迫老百姓交出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在张居正死后，朝廷废除了考成法的重要原因，像王安石一样，张居正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却忽略了很多实际情况，而其他人只看到坏的一面，不由分说就把这个东西彻底废除。

针对这个情况，赵肃又向内阁和皇帝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考成法所制定的征税标准要按照地区和收成不同来区分，有些地方今年丰收，那就按照实际情况多收一点，有些地方今年洪水淹没了农田，那不仅要降低税收，还得拨款赈灾。

二是为了防止各地官员中饱私囊，出现向下横征暴敛，向上瞒报的情况，定期从朝廷派人到各地暗访抽查，如有发现这种情况的，严惩不贷，以震慑余者。

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考成法也一样，但它所涉及的层面，又如此庞大，如果能够很好地推行，不仅吏治卓有成效，国库收入也将大大增加，因此赵肃不希望它的效果只能维持几年，更不希望它被彻底否决。

所以，他竭尽所能在给张居正拾漏补缺，让它起码在这几十年内能够适用，至于几十年后，他也并不担心，到时候文化的开放早已达到一定程度，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西方科学将会冲击这个古老帝国，届时自然会有有识之士，提出与时俱进的办法。

从这几条建议，都能看出赵肃的用心良苦，朱翊钧那边自然没有异议，张居正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内阁由此进入几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和谐时期。张居正刚当上首辅，性格里霸道的一面还不太显露，他又急于在考成法上得到内阁其他人的认可，所以大家纵然在小事上各有异议，大方向上却很有默契地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朱翊钧也开始从军队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