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换了戏服，自己的三五烟没带，兜里就是那种为了符合时代特征，掐了过滤嘴的烟，这抽一口嘴里尽是烟丝。

“给！”余力威摸出一包白壳三五递给他一根。

王大伦吸了一口，点头道：“这白壳的味道也挺醇的。”

“这是特醇三五，焦油含量和尼古丁都要比老三五低。老弟，我劝你以后还是改抽这个，比较健康。”余力威显摆道。

“不抽更健康。”王大伦不惯他作为香港人的优越感，白了一眼，反驳道。

“呃，这倒是。”

一根烟抽完，贾导演总算跟非专业演员们沟通好感情，进屋稍稍稍稍暖和了一阵，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朝里面问道：“姨，裤子差不多了吗？”

“好咧，马上就好！”老太太用标准的汾阳话道。嘎达嘎达的声音顷刻快了起来。

“好，大家利索点，第二场准备了。”

……

老贾预言的下雪天没有来临，第二天开始转晴了。

外屋，灶台边老太太在下面条。旁边支着张挨桌，四个小板凳，王大伦和崔父、崔弟，围坐在挨桌旁，等着吃饭。

崔弟跟同学打架打破了头，象个伤病员一样缠着绷带，他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崔父、崔母和王大伦都是一身蓝色。这个年代和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流行的服装式样——草绿色、蓝色衣裤和毛式帽子。唯一区别的是他的裤子是喇叭裤，是老太太根据张军姑妈从广州寄来的那条喇叭裤改的，这预示着变化山雨欲来。

为此他还被崔父训斥了一顿，说是“工人穿上这裤子能干活？农民能下地？”

他的回应是“我是文艺工作者，不干这活。”

总体上崔父对两个儿子的管束是严厉的，只是长子偶尔还要顶嘴，小儿子只有耷拉着脑袋老实听着。

面条熟了，老太太先盛了一碗给崔父，一家之主，这是规矩，然后是王大伦。崔父正在搜查小儿子的书包，没空吃。

以前按规矩一家之主不动筷子，别人都不能先动。但是王大伦长大了，工作了，又是文艺工作者，属于脑力工作者，他对着种规矩很排斥，自顾自先吃起来。

都说山西人做面条那是一绝，老太太的手艺没的说，都是老太太亲手做的手擀面。来两勺酱，倒点香油，倒点醋，拌一拌，就着一大盆白菜炒肉片，这肉片肥的肥，瘦的瘦，肥的都在油里炸过，吃起来别提有多香了。

崔父从崔弟的书包里翻出一把铁尺。

“拿上铁尺干什么？打人啊？”

铁尺果断没收。

老爹训斥弟弟，王大伦只当没听见，自顾自的吃着面条。

崔父又翻出一本小人书来，骂道：“小人书，你多大咧？”

看看封面又翻翻里面，读着封面的字，“茶花女，什么叫茶花女？”

作为家里的文艺工作者，王大伦回答了一句：“卖茶花的女人就叫茶花女。”

崔父翻开来，看看第一页上的简介，看了两眼眉头就皱起来。

“咔！”老贾喊停。

“大叔，你把这简介念出来。”

这个剧本上没有，拍之前也没说，不过现在大家已经逐渐开始习惯老贾这种时不时就要改戏的工作风格。

“知道咧。”崔父点点头。

“重来，action！”

简介上的字有点小，崔父五十多岁，眼睛早就有点老花了，拿着小人书离得老远，一字一句地念着：“通过玛格丽特的不幸生活和悲惨结局，整个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道德上的虚伪……”

这段如果用普通话念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是用汾阳话以及崔父特有的说话腔调，别有一番喜感。

“……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出身寒苦，后为生活所迫，沦为巴黎街头的妓女……还巴黎！还妓女！”

崔父把小人书往桌上重重一摔，冲着小儿子的后背就重重地打了一下。

小儿子脾气犟，但是不敢顶嘴，只能愤愤的站起来，饭也不吃走了。

王大伦瞟了一眼，拌了拌碗里的面条，跟崔父道：“吃吧。”算是变相的劝了一下。

只是他的神情有些不屑，从父亲批评他的喇叭裤开始，他就认为跟上一代有代沟。父亲批评弟弟看茶花女，原因竟然是这个故事描绘了一个巴黎街头的妓女，这是他们老一辈所不能接受的。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不单单是代沟，而是反映这个时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一道清晰的裂缝。

摄影机架在门口，这是一段中镜头，其实从开机到现在，拍摄基本上都是长镜头、远景镜头，象今天的中镜头运用还是第一次。而且老贾还极端限制的摄影机的运动构成，没有特写和手持摄影机。

这是老贾在开机前就宣称的全新的拍摄手法，据他说这是为了客观地展示他们存在于眼前的事物，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察。

尊重发生于特定时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由地让事件不受干扰地展现，不对观众的凝视进行掌控并维护他们的观影自主权。这是平等、尊重个体、渴望自由的意识的电影语言。

别看他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他这是在向他的偶像侯孝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