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 从这一年开始，三鼎甲有了新的定义。

在过去，三鼎甲是指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都夺得第一。

在科举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极其少。

诡异的是，不光这些连中三元的顶级学霸，哪怕是每一科的状元，最终成就似乎都一般。历史上最终留下更大名气的，往往不是状元。

反倒是嘉靖朝，情况似乎不一样了。

第一个总理国务大臣费宏，是成化二十三年的状元。

第二任张孚敬，是正德十六年的榜眼。

张璧略过。

而现在的杨慎，也是正德六年的状元。

至于将来……三鼎甲有了新的含义，分别是三个方向的第一。

传胪大典上，谭纶、沈坤、王崇古一起被喊到了殿内。

今天，也是他们三人有资格走御道，从午门的中门离开。

三人之中，以沈坤的年纪最大，他和皇帝其实是同年生。

朱厚熜也颇感兴趣地看着他从答卷来看，完全是没有系统规范的研究，纯粹只是因为太博学。

这是一个真正对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感兴趣的人。

“谭子理。”朱厚熜却是先对谭纶说话，“你没有制科要考。回乡报喜后，回来就授职，开始历练吧。”

谭纶谢了恩。

如今传胪大典上的场面话越来越少，皇帝就是先当面看看他们。

而沈坤和王崇古二人，还有制科需要准备，他们这些有资格去参加制科考试的企业方向、科学院方向的新科进士们，分别到了皇明资产局和博研院里去备考，一视同仁。

对于京城百姓来说，随后的三鼎甲游街只是个热闹。

但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随后于三月十五刊登在《明报》上的新学制和新考纲，才更加重要。

这一回，文教部明确说了，后面不会再大改考制和考纲。

历经十几年，大明的科举改头换面，被称作科学。

与之相配套的，是社学小学、中学、大学的学制。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则都将分别有识士、秀士、学士的学位证明。

这证明，就像以前给的出身文字一样，是官方认可的学识水平。

由于乡试、会试正副榜的出现，科举逐渐转变成为朝廷选拔高级人才的通道，正榜秀才、举人不过只是参加考试的资格。

朝廷和地方寻常招录官吏，又有了另一种公考，那种公考是不论正副榜，只要有相应学位证明就可以参加的。

再到科举的层面，改名科学后，以后又将分科取士。从乡试起，目前先设了官科、商科、理科。将来，或者还会设文科、农科、工科、艺科。

总而言之识字是成为国家各行各业人才的开始，学位证明是各行各业判断人才水平的依据。从识士、秀士、学士到会试副榜的硕士、会试正榜的博士，科举这条道路中间多了分叉，也可以提前分流进入工作岗位。

这同样是大明正在构建的一种新标准让才能也更加可衡量，有了广泛受认可的学位证明，人才流动起来，更加称得上“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民间的议论纷纷自然是会有的。

那些老秀才、老举人以后会怎么想？

底层大量的秀才举人，出身地位有贬值的迹象，这是让他们厌烦的。

南北两京国子监以后将改为专门的留学机构。权贵子弟的荫子也要先完成基本的教育再给名额直接进入各省大学竞争，这就不像过去直接恩荫国子监甚至直接恩荫官职那么爽快了。

各地民间的书院，过去都是大儒、同门一起抱团取暖，有丰富的书籍资源和学问老师，考起科举来事半功倍，以后也要面临新的形势。如果不是在官办大学考完毕业，那就没有学士学位证明。要去考这新型的科举，还不如先去官办大学系统学习每一科的知识。

当年早有先见之明的杨廷和、费宏致仕后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当地省份的大学院，如今更多人看明白了。

任他们怎么议论、怎么表达不满，这件事还是会推下去。

三年。

三年后的会试和殿试，就要按新学制、新考纲来执行了。

说到考纲，这一回也极为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并没有明确制定什么考纲，只是默认四书五经。后来，多了陛下的实践学、辩证法，多了王守仁、杨廷和等人的著述，多了一些必考的算学要略懂。

而这一次，文教部明文刊发，制定了真正意义上的考纲。

基本功底上，要识写多少文字，清楚文法，记诵经典诗文明白其义，能书写哪些体例文章。

其余功课，算学上要会哪些，天文地理常识要知道哪些，历史人物要知道哪些，已经被参悟出来的物理大道知识要知道哪些，都在考纲里列清楚了。

更重磅的是，多年来就在筹备的，已经编印好的一套教材将刊行天下。

四书五经不再是明确必须熟读于心的教材，只是到了乡试、会试时大家还是应该都能掌握的阅读书目。

这个冲击力是巨大的。

在除了衍圣公的荣耀之后，皇帝和朝廷终于开始树立自己的文教正统。

这新教材，就是正统。

多年前出现之后又不断改进的印刷机全速开动，北京轻工园的刻印厂外车水马龙。

这一次，所有的民间书局都可以来进货。

文教部的右侍郎在当场，明报行的总裁也在当场。

“定新考纲、新教材，非为敛财！每一册书售价几何，均已印于书册上。上有各地都察御史，下有平民百姓，但有奏诉上来谁家囤货居奇、高价售卖，礼交部刊刻司和商业部便取消相应牌照！”

教材的定价涉及到每一个想要让孩子求学上进的家庭，自然不容轻忽。

盗印的、假冒的、坐地起价的，就是这位文教部分管教材司的右侍郎今后三年最重要的工作。

“你们该动心思的，是释义、解疑。不同的教材，编邀名士，延请他们注释成册，那也是能行销于世的。只不过，是否注释得宜、无有错漏，成书后还是要呈交刊刻司审定、予发书号，这才能刻印行销。”

新教材就会带来教辅市场。

这不像之前的四书五经，千百年间不知已经有多少饱经时间检验的大家见解。

现在多了许多科目，尤其是理科、商科等等，不知有多少年轻学生简直会摸不着头脑。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其他一些参考书籍，自然是会有大作用的。

商人们也并非不懂这个道理，并不需要官员们去点醒。

一时之间，皇明大学院、博研院还有其他一些当官的、民间有名声的人，反倒多了一种外快收入许多商人都盼他们有闲暇时出手，针对新教材给出自己的注释。

你别说，伱还真别说，一想到将来有可能被千万学子捧在手里读他们的看法，就好像那些言论被奉为圭臬的其他先贤一样，不少人就心头发热。

商人们才懒得去管一些老学究痛斥什么礼崩乐坏、圣贤不安，新市场啊！

现在朱厚熜也期待着，再经过一代人，等自己老了之后，大明的科学人才终于能迎来一个爆发的机会。

不过此时，还有一人也走入了他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