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六零年代的战略掩体，位于地表下数十米处，上面除了泥土与岩石，还有一层厚达十多米的钢筋混凝土，能抵抗核弹头直接打击。此外，掩体里还有一条通往郊外的地铁，能在五分钟内把国家领导人送往郊外机场，让国家领导人在遭到战略打击的时候紧急疏散。

指挥中心不是很大，只能容纳一百多人。

虽然没有遭到战略打击，但是薛震远启动了紧急机制，让军方疏散了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领导人。

此时，薛震远正在听取总参谋长罗振国做的情况简介。

在薛震远做出了拦截那枚卫星的决定之后，也就是大约八个小时前，二炮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一枚小型固体燃料运载火箭发射了一颗用做反卫星拦截试验的标靶卫星。在进行三次变轨机动后，标靶卫星已经进入撞击目标卫星的轨道，撞击点在西北太平洋上，离日本本土约一千千米，离东京大约一千五百千米。拦截成功后，目标卫星的碎片将在减速后坠入大气层，坠落在日本本土南面的西太平洋上。预测坠落区域离最近的岛屿数百千米，即便卫星上装有核弹头，而且在坠入大气层后燃烧，产生的放射性尘埃也不会扩散到有人定居的岛屿上。

当然，那颗标靶卫星没有拦截能力。

按照空军制订的拦截计划，在宣称进行反卫星拦截试验之后，在撞击点附近对目标卫星进行拦截，然后宣称因为拦截试验发生意外而撞毁了日本的卫星。为此，空军还准备了一套拦截试验的计划，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向其他国家公开拦截试验的全过程，以此证明不是故意击毁日本的卫星。

不可否认，这套计划存在很多漏洞。只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能够拿出一套完整的计划已经很不错了。

承担拦截任务的不是二炮，而是空军。

在之前的六个小时里，空军出动了四架y-20运输机与四架加油机，把两枚反卫星导弹与发射组建送往西太平洋，以空投的方式送到了航母战斗群。此外，空军还借用海军航空兵的六架大型水上飞机，把进行拦截发射的数百名技术官兵送往航母战斗群。在海军官兵的协助下，这些空军的技术官兵已经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建好两座发射台，组装好了两枚反卫星拦截导弹。再过半个小时，这两枚导弹就将完成必要的检测与测试。接下来，等薛震远下达命令，导弹就能发射升空。理论上，一枚导弹就能击毁那颗卫星。多准备一枚导弹，只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

讨论进行得很激烈，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要不要提前公布拦截试验。

军方的几名将领都认为，等到拦截之后再公布也不迟，而且这是中国在进行高端军事试验时的一惯做法。以外长为首的几名政府官员则认为，应该提前公布消息，让美日等国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拦截试验，最终目的是击毁那颗卫星，而提前公布消息对随后的外交工作有很大帮助。

最终，薛震远结束了将领与官员的争吵，采纳了外长的建议，只是有所保留。

这就是，在拦截开始之后，即发射了反卫星导弹之后，由外交部与国防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中国在西太平洋上空进行了一次反卫星拦截实验，并且在随后公布反卫星试验的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得由拦截的结果决定。

如果能够证明卫星上有核弹头，哪怕只是核原料，中国当局就能宣称那是一颗已被恐怖组织控制，试图用来对中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卫星。到时候，发难的不是日本当局，而是中国当局。

为此，空军还出动了一架大型预警机、一架大型电子侦察机与三架用来搜集放射性尘埃的侦察机。在卫星的残骸坠入大气层之后，这些飞机就将飞往坠落地点，由侦察机搜集空气中的发射性尘埃。

只要在坠落地点搜集到了放射性尘埃，就能证明那颗卫星上有核弹头，至少能证明那不是通信卫星。

所有情报与线索都表明，恐怖份子用窃取的核原料制作了一枚核弹头，而且通过商业发射将核弹头送入了近地轨道。也正是如此，薛震远才采纳军方提出的方案，对那颗卫星进行拦截。

视频会议结束，薛震远去泡了一杯茶。

指挥中心不是很大，即便是元首办公室也只有二十平方米，还兼做会议室。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薛震远也很是头大。

在之前与军方将领进行的秘密会议上，罗振国提出，应该直接向日本当局发难，以战略威胁的方式，要日本当局提供协助与配合。罗振国敢这么说，关键在于他认为这些事情与日本当局有关。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认识，而是几乎所有将领的认识。

其实，薛震远也有类似的怀疑，即这么严重的事情，日本当局、至少是日本的情报机构不可能不知情。

如果日本情报机构知情，却没有采取行动，中国当局就有理由发出威胁。

在罗振国等人看来，通过战略威胁来压制日本当局，迫使日本当局合作是消除威胁的有效手段。

问题是，证据呢？

没有确凿的证据，就算薛震远亲自出面，也不可能让日本首相屈服，反而会把局势搞得更复杂。此外，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威胁日本当局，会让外交行动变得更加被动，甚至无法进行外交斡旋。

关键是，这些事情与日本当局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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