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根髓立之至难，伤之至易，却又极为重要，干系到华夏汉统，能不能长久保持对蛮夷戎狄的优势——

现在看来，安顺冲质桓灵，鲜卑之祸愈演愈烈，跟朝中自窦宪获罪后，其后八十余年，屡以外戚为大将军掌兵、而天子亡故后又靠宦官另立旁支、外戚宦官互相攻杀、大将军屡屡不得善终有关。

窦宪、邓骘、阎显，都是曾有对外武功的大将军，却不得善终，连续三朝先例在前，到后来幼君与外戚的关系便越来越势同水火。

不仅把幼君推向了宦官，导致乱政加剧。也导致此后为大将军乃至挟君把持朝政者人人自危，越来越想拥兵专权以自保，梁冀、何进、董卓、袁绍、曹操，愈演愈烈。

自梁冀以后，那些大将军只是空挂其名以揽朝政，并无对蛮夷御外侮之功，因为权力斗争被杀，倒还不至于在后世史书上被人借鉴自比以自危。

但窦宪有封燕然山之功，可比卫霍，细读其史，他本人不过是跋扈专权之罪，谋反则未必。从和帝对窦宪的处置来看，窦宪并非被朝廷定罪而明正典刑，只是落入办案的大鸿胪梁棠之手，逼他自行了断。

朕以为，先在弟妹修的《后汉书》里，重新把史官点评的部分修饰一下，强调窦宪罪不至死，只是梁棠与窦宪两家外戚宫斗私逼致死，以显示大汉公允。对于攘除外侮之武臣，非谋反不以死罪论的宽宥。

要是顺利的话，把《汉纪》里的韩信之死篇目，乃至《史记索隐》里重新补足的‘太史公言’对韩信案的点评，也都加上，强调‘韩信罪不至死，高祖从未下令处死，为吕后似加重刑’。

如此，可能多挽救一些后世君、将之间的相互信任？至于明诏给这些古人重新定性，还是等过几年，天下彻底统一再说。反正有朕一日，云长翼德子龙这些是不用担心的，朕担心的是后世子孙任用的那些武臣，肯不肯释怀为公。”

刘备也不能直接说自己祖宗不好，但好在他找的这两个例子，已经是能够尽量遮羞修修补补了。

韩信从法理上来说确实不是刘邦下令杀的，当时他在外打仗征讨叛军，虽然可以说吕雉的命令大概率是揣摩了刘邦的意思，但这里面还能有机会圆回来一点。（韩信是否有谋反这里不讨论，展开又很长。我认同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削为淮阴侯的时候确实没有反意。后来可以说有嫌疑，但毕竟是第一次被削了之后被逼了）

窦宪和办案逼死他的梁棠的恩怨，也可以解释。

因为窦太后和梁贵人的恩怨，就有点像灵帝时候何皇后和王美人的恩怨。窦太后是正牌太后，但她没儿子继承皇位，是被她压制的梁贵人生的儿子成了汉和帝（但梁太后没有像何皇后鸩杀王美人那样杀梁贵人，她寻罪杀了梁贵人和梁棠的父亲，梁贵人是自己惊吓郁闷而死的）。

所以说梁棠要找杀父仇人的弟弟报仇，私下逼死窦宪，也说得过去。

刘备这就是想把有统一战争和对外战争大功的人的定性平反一下，示好于后世武臣。

这招他活着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完全是他觉得这样可以给子孙积德，让武臣对皇帝的猜疑链稍稍松一些。

当然了，那些纯粹因为外戚成为大将军、混日子没有对异族大功的，就完全没必要平反了。不管他们有没有谋反还是仅仅跋扈就被杀，不重要。武臣对君主的信任，也不会因为联想到这些人的下场而有所损失

比如梁冀那种外戚跋扈将军，对外作战屁事没干成，哪怕他没想篡桓帝，只是跋扈专权，杀了也就杀了，不解释。再说梁冀也不是被明确问罪而杀的，是直接畏罪自杀。而且梁冀鸩杀质帝的罪名跑不了。

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和操作，也就是基于刘备现在所处的环境、华夏文明之前还没有武将篡逆为皇帝的先例，皇帝杀有功武将的先例也极少，所以还修修补补得过来。（武将篡国君、国君杀功臣的例子很多了，那都是春秋战国时候的王，不是皇帝。有皇帝制度之后还没有）

如果是已经唐宋了，恶劣先例历史包袱太多，那还修补个屁。就算君主想修补，李素都会主动劝他放弃的，都烂了，补丁面积比本体还大，修不过来的。

历史太悠久，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会让每个人都代入其中的角色，然后揣摩“我代入的这类角色在历史上有没有善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

揣摸多了，原本没有反意的，因为看到的悲惨案例多了，也杀心渐起（君臣都有问题，都有杀心，不是单方面的）。

现在这状态，能不能补回来，李素也说不好，但刘备想尝试，看起来就算干不成，也不至于有什么反效果，也不至于被说“揭祖宗的短”，导致思想意识形态混乱。

何况，两个案子分别过去四百年和一百多年了，也可以解释嘛，也确实不是皇帝亲自下令杀的功臣，试试就试试吧。

刘备决定以后一定要教导后续子孙，好好读读历史书，要自己读，不能让博士挑重点讲解。

当皇帝的人，尤其是生于深宫，本来就对社会缺乏了解，不知民间疾苦，再不以史为鉴，根本就不了解如何代入和安抚臣子的疑虑。

安排完这些，刘备因为刚才提到了给韩信平反定性的事儿，也是越想越惋惜。

高祖一辈子留下的绝大多数是政治遗产，但唯独这儿，让人扼腕叹息。虽然刘备也知道那是刘邦当年正统还不够强，所以手段狠了一些。如果是刘家人已经当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再有个韩信都不用怕的。

如此一想，刘备就骨鲠在喉地衍生出两个问题：“伯雅，高祖与韩信之前，虽然没有武将篡帝、皇帝忌惮功臣之能而杀大将的恶例，但春秋战国时国君杀大将、大将篡国君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那为何只要国君与大将之间没有篡逆相杀，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这种稳定能一直被借鉴下去呢？为什么他们不会借鉴到勾践文种范蠡身上去？

如果高祖之前，秦始皇不再用民过重，以秦之正统，是否可以完全不杀功将而平稳有天下？秦始皇生前，王翦等人也颇得善终，蒙氏之死，那也是胡亥时所为。”

刘邦想到这一步，完全是彻底进入了“酣畅”向“酩酊”过渡的阶段，所以连同情秦始皇的假设都开始说了。

当然，他作为汉朝皇帝，肯定不是出于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他只是忍不住做一个“正统性足够的君主，该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抚武臣的制度”的思想实验，以为自己借鉴所用。

这种思想实验，他也只敢在没有外人的时候问，否则太有损皇帝的形象。

面对刘备执着求知求安慰的状态，李素决定给个高屋建瓴的回答，让他放弃幻想，同时结束今天的讨论。

李素：“陛下，诸侯国君背信弃义、出尔反尔、鸟尽弓藏，与皇帝做上述三类同样的事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诸侯国君并非天下共主，有无道者，还有天下他国共诛之，吊民伐罪。

所以哪个国君做得不地道，自有外部势力惩罚他，国民也不用担心天道正义得不到伸张，不会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只会觉得那个君必然被百姓所弃、国力日衰、最后为其他诸侯所灭。

所以从这个角度，皇帝背信弃义的伤害要大得多，士庶百姓都会发现其上再无制衡竞争之人去惩戒这种背信弃义。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跟他看不透这一点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假设一开始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