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场上，虽然他们因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题模拟卷”，导致备考会变容易些，更适应一些难题。

但只要李素靠“加大数学题的变化和陷阱”，来换取“流亡北士整体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这个客观结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产生“李素给我们的题目更难，我们虽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数，但那是因为我们更努力”的错觉。

毕竟人类都是只看贼吃肉，不知贼挨打的生物，自己和别人的风光谁都看得见，辛苦则只看得见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这些无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根本就没法稳定统治，客观上公正也没人信。

而加入了杨仪等人作为“考分价值锚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会看到：

“诶，这个杨仪在九月底这场里，数学考了8分（满分9分），十月中旬那场宾贡加试，看上去题目变化多了难了，但他还是考8分。看来李司空委任的命题组非常秉公，出题变难的趋势和考生多做真题额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对前后科很公平。”

邓芝等幕僚把这些前因后果缜密思维都想清楚之后，对李素施政的稳健严密，简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李司空对于各种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物、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细微的新问题的推演，怎么能强到这种程度！简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几十招、换位思考了N个视角，自己跟自己对抗找茬之后一样缜密。

此后几天，邓芝就把宾功科的准备工作按照新的要求继续严密细化准备，同时常科卷子批完，成绩也都张榜公布了。

董允考中了明法，杨仪考中了明算，费祎中了一个孝廉。

其中费祎是今年最年少的中举者，虚岁都才十四，就被拉来陪跑了，他的族亲长辈也没想到这个虚岁十四的少年会在经义上突围。

因为他是年少的典型，李素把这个典型抽出来，临时“法外加责”让他去多当两年实习郎官，打磨打磨脾气，费祎也欣然接受了。李素顺便让人宣布了明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少年中举管理办法”，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都比照费祎执行。

其余董允、杨仪等人其实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纪。

全部茂才录取了12人（三年一届，所以每个州每届要取三个茂才。依然跟桓灵时期每州每年举一个茂才的数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录取了接近40人。

所以那些历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实也就在取士的总规模里占了不到一成。除去前面提到的三个名字，李素后世隐约有印象的龙套全加起来，也就十几个。

可见科举确实是起到了“发掘很多历史上原本都没听过没出头”的人才的作用。

中举之人都被戴了彩花，骑着马在襄阳城里逛了一圈，秋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襄阳花。不过汉末的民间慕文之风毕竟没有后世宋明那么猛烈，尽管围观群众还是很多，但都是看热闹为主。

人们眼神中并没有宋朝人那么猛烈的艳羡，反而有一些认命的麻木——显然，这些围观群众依然觉得科举里面有很大的水分和内定，都是命。

他们的判断也不能算错，毕竟围标成功也依然是主流，只不过襄阳这一场围标成功的比例比长安那一场又有所降低了。长安那边寒门子弟变着法儿突围的不到一成，襄阳这边这一场却达到了两成，从比例上看早已翻倍。

这和李素到了襄阳之后的折腾、对世家大族的额外打压、对围标的额外肃清、增加围标难度的种种举措，都有一定的关系。

围观百姓和士人除了眼神认命麻木之外，也没有出现“榜下捉婿”或者推销女儿的场景。主要是汉末的读书人凡是中举的，大多数已经成家了。

大家本就没有“穷人熬着不娶妻，等到考中了再娶个好的”这样的思想。新官的单身比例又低，就算偶尔有女儿待嫁的世家大族，也不好意思一次次在人群中碰壁丢人，渐渐就冷场了。

董允、杨仪等人巡游完之后，才被主持的官员王累拦住，告诉他们一项后续行程：“董生、杨生，你们几位刑律和算学成绩最优的，一会儿到总督府赴宴。”

杨仪心中一喜，有点受宠若惊，他想到之前孙资、贾逵那么巴结想找李素谢恩，都被李素拒于门外，这次居然能请他吃饭，实在是一个巴结的好机会。

董允因为是官二代，性情严谨一些，还挺有大局观地提醒：“这位上差，之前张从事为李司空公然宣扬过，抡才为国，不当恩谢私门。学生恐有妨司空清名。”

王累点点头，投去嘉许的眼神，但也解释说：“放心吧，只是让你们后续再多陪考一场，考得好考得坏都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