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年（1871年），福州船政局再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二艘轮船“镇海”号成功下水。这表明福州船政局在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远在陕甘边疆的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地给胡雪岩写信表示祝贺。他在信中提到：“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

四、功成名就

胡雪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清光绪五年（1880年）这段时间内，不仅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显着成就，还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高度认可，达到了他一生中的事业巅峰。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二十多家分行，遍布大江南北。此时，胡雪岩的资金总额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拥有万亩良田，因其在辅助左宗棠军事行动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江西候补道，并赐予黄马褂，成为当时典型的官商结合体。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作为陕甘总督，面临西征新疆的重任。由于军需物资短缺，左宗棠请求胡雪岩帮忙向上海的外国银行借款。胡雪岩凭借其广泛的人脉和商业信誉，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为担保，成功借得六次外债共计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胡雪岩还为西征军提供了大量药品，包括“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等，确保了将士们的身体健康。左宗棠对此赞赏有加，称胡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雪岩开始筹备设立“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并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于杭州涌金门外购置土地用于建设胶厂。到了清光绪三年（1877年），胡雪岩继续协助左宗棠，帮助创建了“兰州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业企业。

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正式成立了“胡庆余堂”药号，并开始营业。胡雪岩不仅注重药品质量，还推出了一系列营销策略，如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常用药物，并在《申报》上进行大规模宣传，使得胡庆余堂在开业前就已经广为人知。这些措施为胡庆余堂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药号的营业额迅速增长。

到了清光绪五年（1880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齐名，享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誉。

五、惨然离世

胡雪岩在经历了事业的巅峰之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清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被授予布政使衔（从二品），赏穿黄马褂，并允许佩戴二品红色顶戴。他还被任命为总办“四省公库”，这一系列荣誉和职位体现了胡雪岩在政商两界的显赫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试图垄断国内的丝茧贸易。他投入巨资，耗银2000万两，希望借此控制市场。起初，胡雪岩采取高价收购国内新丝的策略，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然而，市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欧洲意大利的生丝产量大增，加上中法战争爆发导致市场动荡，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胡雪岩的计划遭遇了外商的联合抵制，导致生丝价格急剧下跌。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胡雪岩无力挽回局面。到了清光绪九年（1883年）夏天，他不得不以低价抛售手中的生丝，亏损达1000万两白银，家产损失过半。由于资金周转不灵，风声四起，各地官僚纷纷前来提款，并对胡雪岩进行敲诈勒索，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同年十一月，顺天府尹毕道远等人向朝廷上报了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清廷随即下达旨意，命令闽浙总督何璟和浙江巡抚刘秉璋秘密调查胡雪岩的资产状况，以便弥补债务。清廷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下达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指示左宗棠追缴胡雪岩的欠款。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清廷了解到胡雪岩欠款及资产的情况，并下令左宗棠加紧清理胡雪岩的财产。左宗棠派人查封了胡雪岩在杭州的当铺和商号，并向朝廷汇报了相关情况。

到了清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初七日，清廷再次催促左宗棠加快处理胡雪岩的财务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清算和追讨，胡雪岩的财产被陆续拍卖或充公，以偿还巨额债务。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贫困与忧愤中去世。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红顶商人，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最终在悲凉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