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庆复又被任命为川陕总督。面对郭罗克土番地区频繁发生的“夹坝”（即劫掠）事件，庆复果断采取了措施。他下令捉拿并处决了土番首领林噶架，以此震慑了当地民众，恢复了社会秩序。同时，他推行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政策，鼓励当地的贫困家庭学习耕作技术，并允许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段外出打猎，以补充生活所需。此外，还在西部重要的关隘设置了报信的士兵，确保了信息的及时传递，并安排松潘的总兵每年定期巡视，驻扎在阿坝地区，以增强当地的治安管理。

四、进剿西南

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庆复面临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驻防台站的官兵在回营途中遭遇了瞻对地区“夹坝”的抢劫事件。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下瞻对土司班滚对其部下行为的放任，导致了当地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鉴于此，庆复决定采取行动，上书请求朝廷批准出兵进剿，并且命令与瞻对相邻的土司们在各隘口堵截防御，防止事态蔓延。

乾隆帝深知维护通往西藏的道路畅通无阻的重要性，这对于清朝控制西藏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他同意了庆复的请求，并下令进行彻底的清剿行动，力求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六月，庆复联合四川巡抚纪山和提督李质粹一同上书，请求朝廷派兵进剿瞻对。乾隆帝指示三人共同商议作战策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随后，庆复指挥军队展开攻势，李质粹率部进驻东俄洛，控制住上下瞻对的主要通道；夔州副将马良柱则率南路军从里塘出击；松潘总兵宋宗璋率北路军从甘孜出发；建昌总兵袁士弼则率领中路军从沙晋隆进攻。四路大军齐头并进，向上 下瞻 对 发 起进攻。

班滚在压力之下试图向清军投降，但庆复并未接受他的请求。与此同时，乾隆帝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并让他继续留在当地担任总督一职，表明了皇帝对其工作的肯定。

乾隆十一年（1746年）春，庆复率军进驻东俄洛，并上奏乾隆帝，弹劾李质粹贻误战机，同时也弹劾袁士弼主张招降。结果袁士弼被剥夺官职，但在军中戴罪立功。庆复率军从东俄洛转战灵雀，并在当地聘请了明正土司汪结及归降的骚达邦、俄木丁等人作为向导。部队使用皮船穿越茹色江，攻破了敌方十余个关卡，逐步逼近如郎，最终攻陷泥日寨，并围困多日，将敌军的碉楼焚毁。

在此过程中，李质粹附和庆复的说法，称班滚已被烧死，并描述了在火光中看到番司头目自缢的情景。庆复询问众人意见后，俄木丁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物品，声称这些是班滚的遗物。基于这些证据，庆复急切地向乾隆帝报告班滚已死的消息。

然而，乾隆帝回忆起之前庆复的报告，提到班滚可能逃往了沙加邦河，并被当地的土寨头目姜错太收留。因此，乾隆帝告诫庆复不要让班滚的余党逃脱，以免留下隐患，并提醒他不要被敌人的诡计所迷惑。同时，乾隆帝加封庆复为太子太保，以表彰他在此次战役中的贡献。

五、获罪自尽

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地区爆发了由土司莎罗奔领导的叛乱。面对这一危机，乾隆帝任命张广泗为新的川陕总督，并且将庆复召回京城，让他进入内阁处理政务，同时让他兼管兵部，以期借助庆复的经验和能力来应对新的挑战。

然而，就在庆复被召回京城不久，张广泗上奏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班滚并未如先前庆复所报已经死亡，事实上他依然藏匿在如郞地区。这一消息直接揭露了庆复之前的报告存在严重失实。更令人震惊的是，庆复竟然找到了班滚的儿子沙加七，并将其更名为德昌喇嘛，让他居住在班滚的大碉楼内，假称是经堂的一部分，以此来掩盖真相。

乾隆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庆复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严重的欺君罔上之举。他立即下令剥夺了庆复的所有官职，并要求等待进一步的治罪。与此同时，钦差大臣、尚书班第也向乾隆帝汇报说，清军虽然攻克了如郞，但班滚早已逃走，清军只占领了一座空寨。

面对如此严重的失职与欺骗行为，乾隆帝决定彻查此事。他首先逮捕了李质粹，并将其送入刑部大狱，随后传唤宋宗璋与李质粹对质。在对质过程中，李质粹承认他曾上报过班滚被烧死的消息，但实际上并未亲眼见到班滚的尸体。他进一步承认，后来得知班滚可能藏匿在当地山洞时，并未将这一信息告知庆复，也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乾隆帝对庆复的处理非常严厉。他下令将庆复逮捕，并将其投入刑部大狱，同时命令军机大臣一同审理此案。最终，庆复因“贻误军机”之罪被判处死刑。考虑到庆复的身份和过去的贡献，乾隆帝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赐予庆复自尽，以此作为对他欺瞒朝廷、贻误军机的惩罚。

结语

庆复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权力、责任以及个人命运的故事。从一个家族荣耀的继承者到帝国的重要决策者，再到最终因为一次军事上的失败而走向末路，庆复的经历反映了清朝官僚体系下的复杂性及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的生涯不仅是个人能力与机遇交织的结果，更是时代背景与个人选择共同作用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