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如日中天，他通过控制宦官系统，逐步将权力的触角伸向了整个朝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史称“阉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张瑞图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中，成为了“魏家阁老”之一。

张瑞图的内心挣扎，源于他作为儒家学者的道德操守与现实政治环境之间的冲突。他虽位列高位，但并不像其他“阉党”成员那样彻底投靠魏忠贤，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应对策略。这种策略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对魏忠贤权威的表面服从，而在另一些关键时刻，则表现为一种温和的反抗和制约。

例如，天启五年（1625年），当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面临迫害时，张瑞图站出来进行了干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张国纪，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政治清洗。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张瑞图对亲情和正义的维护，也反映出了他不愿完全沦为魏忠贤工具的决心。

同样，在魏忠贤企图在京师文庙旁建造生祠，并在其中设立自己的雕像时，张瑞图与吕天池一起试图阻止这一行为。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他们的努力显示了对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坚守，以及对魏忠贤过分膨胀野心的不满。张瑞图深知，让一个宦官在象征着文化和道德权威的场所树立个人雕像，是对儒家秩序的严重亵渎。

此外，在处理方震孺、李承恩、惠世扬等大臣的案件时，张瑞图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大臣因与魏忠贤政见不合而被投入诏狱，原计划在冬至日执行死刑。张瑞图通过提请缓刑的方式，多次与魏忠贤周旋，最终说服熹宗下令停止行刑，挽救了这些大臣的生命。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尽管身处“阉党”内部，张瑞图仍然试图在权力的缝隙中寻找平衡，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

四、政治清算，晚年隐居

随着熹宗驾崩，崇祯帝朱由检即位，标志着明朝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同时也预示着魏忠贤及其“阉党”统治的终结。崇祯帝即位之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魏忠贤及其党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长期放任“阉党”的影响。不久之后，崇祯帝开始着手清除魏忠贤的势力，一场针对“阉党”的政治清算正式拉开序幕。

张瑞图，尽管在魏忠贤当权时期曾是内阁成员之一，但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表现显示出与“阉党”主流不同的立场，这或许为他赢得了崇祯帝初期的一些宽恕。然而，好景不长，崇祯元年（1628年），在科举考试中，张瑞图和施凤来担任考试官，他们所录取的考生大多与中官、勋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件触怒了崇祯帝，他无法接受科举公平性受到如此明显的破坏，于是决定严惩相关官员。

在随后的调查和审判中，张瑞图被认定有罪，被判处徒刑三年，但可以缴纳赎金以替代实际服刑。这一判决不仅标志着张瑞图政治生涯的结束，也揭示了崇祯帝决心彻底清除“阉党”影响的决心。随着处罚的下达，张瑞图被迫离开了他曾经叱咤风云的朝廷，回到了故乡晋江青阳下行村。

晚年，张瑞图选择了一条与世无争的道路，他不再涉足政坛，而是专注于书法和诗歌的创作。在故乡，他经常到白毫庵与僧人谈论禅理，过着一种超脱世俗、宁静致远的生活。他的书法和诗歌作品，不仅体现了他对艺术的深厚造诣，也流露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对人生和自然的深刻感悟。其中，《村居》、《庵居》六言诗三百首，更是成为了后世传诵的经典之作。

五、身后名誉，争议重重

张瑞图去世后，南明隆武二年，唐王朱聿键为其平反，赐谥“文隐”。林欲楫所撰写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试图为张瑞图的“阉党”身份辩护，列举了一系列事例证明其在魏忠贤时代所做出的努力。然而，由于林欲楫与张瑞图的亲属关系，加之当时社会动荡，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张瑞图的“阉党”标签似乎难以彻底摘除，成为其一生复杂历史定位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