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标志着朱国祚仕途生涯的转折点。朱常洛对这位曾教导自己的老师抱有深厚的敬意，因此在登基之初，便迅速起用了朱国祚，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不仅是对朱国祚过往政绩的认可，更是对其人品与治国才能的高度信任。

重回朝堂的朱国祚，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朝政动荡的局面。外有强敌环伺，内则党争激烈，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国祚没有辜负光宗的期望，他以清廉谨慎的态度，致力于稳住朝政，恢复国家的秩序与安宁。

在辅政期间，朱国祚与刘一燝、叶向高等大臣共同合作，他们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彼此支持，共同应对国家的危机。朱国祚的稳健作风和深思熟虑，为朝堂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主张的政策既考虑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兼顾了当下的紧迫需求。

朱国祚深知，要稳定朝政，必须先安人心，因此他积极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安抚民众、提振士气的举措。他重视礼仪制度，倡导以礼治国，强调君臣之间的和谐相处，这对于恢复朝廷的威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他倡导公正严明的司法，力求清除积弊，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朱国祚的这些努力，不仅帮助光宗稳固了政权，也使他本人在朝野间赢得了“长者”的美誉。人们尊敬他不仅因为他的政绩，更因为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正直、谦逊、博学多才，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责任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朱国祚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品格，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选拔英才，抵御阉党

天启年间，明朝政治格局愈发混乱，阉党势力，尤其是以魏忠贤为首的一派，开始在朝中横行霸道，严重干扰了国家正常的运作。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朱国祚再次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以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为国家和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流。

朱国祚在天启年间被委以重任，担任会试总裁，这一职位意味着他肩负着选拔国家栋梁之才的重要职责。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在主持会试的过程中，不仅严格遵循公正的原则，而且慧眼识珠，挖掘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士子。其中，倪元璐、卢象升等人的名字，日后都成为了明朝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朱国祚的选拔工作，不仅为国家输送了新鲜血液，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名臣的远见卓识。

然而，朱国祚的角色并不仅限于此。在阉党势力膨胀，朝政被严重扭曲的背景下，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阉党的暴行。面对魏忠贤等人的专权，朱国祚多次上疏，直言阉党的危害，呼吁同僚们共同抵制，维护国家的正常秩序。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无私的精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国祚在刑部尚书王纪遭到魏忠贤排挤时，不计个人恩怨，联合朝中正直之士，力图挽救这位同样遭受冤屈的同僚。这种超越个人情感，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行为，彰显了朱国祚作为一个真正士大夫的风骨，赢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尊敬。

六、力挽狂澜，终归山林

随着明朝政局的日益腐败，魏忠贤等阉党势力的膨胀，朱国祚深切感受到国家的颓势已难以挽回。面对阉党横行、朝纲败坏的局面，他虽竭力抵抗，但终究感到力不从心。在目睹了国家的前途日渐黯淡之后，朱国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辞去官职，回归田园。

这一决定并非轻率之举。朱国祚深知，离开朝堂意味着放弃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但对于一位始终保持清廉正直原则的官员来说，他无法继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为伍。于是，从泰昌元年（1620年）到天启年间，朱国祚历经十三次上疏请求辞官，每一次都表达了他对于国家现状的深切忧虑和对个人原则的坚守。最终，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这标志着他长达数十年的官宦生涯画上了句号。

离任之际，朱国祚被加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这是对他多年政绩和人品的最高肯定。然而，对于朱国祚而言，这些荣誉不过是过眼云烟，他更为珍视的是能够以清白之身离开这个日益腐化的朝堂，保持自己作为士大夫的操守和尊严。

次年，朱国祚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在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恪”。这个谥号不仅象征着他的学问渊博，更体现了他一生恪守正道、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朱国祚的逝世，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无疑是一大损失，但对于后世而言，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无比珍贵。

结语

朱国祚，一个在明末动荡时代中坚守正义的官员，他的一生充满了起伏与挑战。从初入仕途的青年才俊到晚年归隐的清臣，他始终秉持着对国家的忠诚与对人民的责任，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