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上海新区商务中心正式开业，并且举行了十分盛大的开业仪式，几乎上海所有的名流、官员还有外国领事全部参加，而前来釆访的中外媒体多达30余家，举行的几项活动，如电影、舞会、综合晚会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样的盛况是以前的上海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后来的统计，在三天的庆贺活动里，共计有约20万顾客参加，而整个商业中心的营业额超过了60万两白银，这样的结果连杨育新等人也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华东政府的企业还和上海的30余位商人签定了总价盾约20余万两白银的定购商业合同，这也是华东政府首次大规模的对外出售工业产品。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华东政府除了建立一批大型重工业工厂之外，还建立了大量的中小型轻工业工厂，可以生产出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其中大部份都是生活日用品，如布匹、木制品、五金用品等等，而且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机器为动力，同时华东政府的企业都是采用的现代管理制度，尽管还存在着熟练工种不足，机器操作不熟练的缺陷，但仍然可以大大的降低生产的成本，这不仅大大的丰富了华东政府的日用品市场，而且还可以对外出售一批工业产品，这也是华东政府拼命要在上海弄到一块飞地，并且设立上海新区的最主要目地之一。

毕竟山东省的人口只有3000万左右，市场容量有限，必须要让华东政府的工业产品通过上海这个跳板，向整个中国地区销售，当然主要的市场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不仅仅是为了华东政府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对抗外国的商品输入，保护民族工业。

其实在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最大的损失并不是对外的赔款，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赔偿的大额白银主要有6笔，分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白银；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50万白银；1876年云南教案赔款20万白银；1881年《伊犁条约》赔款500万白银，共计4270白银，虽然其中有库平银、海关银的区别，但大体不会有太大的误差，而甲午之战的赔款高2.3亿白银，旧时空里庚子国变更是惊人的4.5亿，加上利息共计9.8亿。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主要的损是土地和市场，其中土地绝大部份都被俄国抢去，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在这个时代来说都荒无之地，从现实利益来看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而甴于战败被迫向各国开放市场，片面最惠国待遇和仅仅只有5％的关税。

由于欧美各国均已成为近代工业国家，早己经实现了机器化大生产，生产成本自然是大幅降低，仅以纺布为例，在19世纪中期，一个欧洲纺织厂的人工的生产效率大约是中国手工织布的15-20倍。再加上中国海关关税极低，既使是万里迢迢的从欧洲运到中国，价格也要远远低于中国的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

结果就造成了中国的市场几乎全部都被洋货占领，每年都要产生大量贸易逆差，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富外流，对本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也是极大的阻碍。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淸廷也成立了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工厂，如湖北纺织局，但一来是数量太小，形成不了产业规模；二来这些工厂的管理体制都极为落后，降底不了太多的成本，因此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获得一些盈利，在整体上是无法和外国商品竞争的。

而华东政府的工业产品在价格上对国外商品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目前的产能还不足，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有限，也形不成较大的冲击，不过这样一来也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华东政府的工业化还没有成熟之前，引起外国资本的注意力。

这次华东政府有10个工厂都在上海的商业中心租了商铺，而且全部都是生产日用品，布匹、火柴、食盐、五金制品、木制品等等，并且批零兼营。几乎上海所有的商人都来参加商业中心开业典礼，见海外华人的商品价格便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双方不仅签定了20万两白银的商业合同，而且还达成了不少不底于50万两白银的协议，在庆典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谈。

在庆典期间，徐济超、叶岩福又和上海的商人代表举行了会谈，回答了商人们的问题，又对华东政府的商业政策，税收、优惠等条件都做了详细的价绍，并且代表华东政府向商人们保证，政府一定会保障商人的私人利益，同时极力的邀请商人组团去青岛、天津考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