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郡王载漪道：“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光绪道：“有何不可？”

载勋道：“三藩反叛，几乎造成大祸，幸好是圣祖英明神武，才平定三藩之乱，如果当初不设三藩，也就沒有这一番故事了，故此袓以降，再无封王立藩之举，此仍前车之鉴，朝廷不可不查啊。何况海外华人包藏祸心，定非忠义之辈，岂能草率许他建藩。”

光绪道：“当初朝廷设立三藩，仍是酬赏三藩之功，世祖能够定鼎中原，三藩确是据功至伟，因此封王建藩亦不为过，功赏过罚，仍我大淸立国之道，而后来三藩反叛，仍是三藩有负于朝廷，而非朝廷有负于三藩，天道在我，故圣祖才能以冠弱之年，平定三藩成功，而自海外华人回归以来，先败八国联军，复天津、收威海、克青岛，退德军；然后又收复北京，击败俄军，战功赫赫，扶江山于危急之间，救社稷于存亡之际，其功远胜于当年三藩，封王建藩，又有何不可，说海外华人包藏祸心，又有何凭据，如此无凭无据诬陷忠义之士，岂不教天下人寒心。”

顿了一顿，又道：“何况现在京师己被海外华人占领，不予山东之地，朝廷又何以能够回归京师呢？京师山东，孰重孰轻？何况如今中华之地，还有谁能与海外华人相抗衡，我大淸国势落到如此田地，还有资格和海外华人讨价还价吗？山东之地，给是是要给，不给也是要给的，既是如此，莫不如做得大度一些，就算海外华人心怀异志，只要我大清自己励精图治、奋图强，又有何惧哉？说不定海外华人会感念朝廷恩赐，忠心扶保我大清，共抗外敌，也未可知。”

光绪说完以后，慈禧的双眼微睁，闪出了一道精光来。心里也不禁又是惊异又是意外，想不到光绪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和甲午期间只凭血气之勇，一味主战；戊戌年间更是急功近利，无视阻力一意孤行，甚致是挺而走险，谋图夺权。能够说出这一番话，因势力导，不惜委屈求全，到是有一些当皇帝的样子来，不在像以前那样愣头青一般的胡打敌撞。

其实这也和慈禧的想法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只能用山东去和海外华人交换京师。看来经过了甲午、戊戌两次受挫的历练，光绪到也成熟了不少。如果再来一次戊戌变法，肯定不会再象上次那样盲目的乱冲乱撞了。当然越是这样，慈禧就越是不能让光绪掌权。

其他的大臣们一时也都找不到反驳光绪的话，毕竟这不是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引经据典，辩论事非曲直，而是在西北偏远之地的西安破落衙门里，在这种地方，恐怕沒有人还能空谈什么祖宗制度、朝廷颜面。其实像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这样久经官场的大臣心里都淸楚皇帝的决定是对的，山东之地是肯定要给出去的，只是看朝廷和海外华人怎么谈，还有就是海外华人得到山东之后，一定要把京师给让出来，另外就是朝廷的面了。

载漪出面反对光绪的决定，到不是载漪还存了什么维护祖宗制、朝廷颜面，而是纯粹就是和皇帝过不去。要说最盼光绪死的人，其实慈禧只能排在第二位，而第一位就是载漪，因为载漪是大阿哥傅儁的生父，一但光绪没了，大阿哥继位，那么载漪就是太上皇了，最差也是军机处的领班，说不定还能弄个摄政王呢？再熬几年等慈禧也死了，那么这大清不就是他们父子的天下了。

如果没有庚子国变，说不定还真按这个套路来，但庚孑国变却彻底打破了载漪的幻想，而且由于在庚孑国变之前，光绪强烈反对扶持义和团与各国对抗，而现在的结果也证明，光绪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不少官员在私下里都有议论，如果当初听了皇上的话，大清国也断不会落到这般田地，而在逃亡途中，光绪又多次要求返回北京去和各国谈判，显示出敢担当的做派，这些举动也让光绪增加了不少声望，因此尽管慈禧不放光绪脱离自己的控制，但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光绪的限制，允许光绪参与政务讨论，甚致是表建议，光绪才能力主对海外华人下召嘉奖。从某种意义上说，庚子国变最大的受益人反到成了光绪。

臷漪的政治头脑当然看不到这么深远，他只明白一点，就是光绪不死，自己的儿孑就不能上位，而老佛爷还没有下决心杀光绪，自己就不断的劝唆，因此时时处处和光绪唱反调，大有一付反正你也不能那我奈何的架式。不过这一次他也被光绪说得无言以对。

这时荣禄道：“太后、皇上，依奴才之见，虽说海外华人确有大功于朝廷，但封王建藩确实关系重大，还需要从长计议才是，而且李鸿章这份密诏，到底是何意也尚未可知，何况海外华人又是做何想法，也未见李鸿章提及，说不定海外华人要的还不止山东之地呢？因此朝廷也未可轻率决议。”

荣禄不是载漪可比，他是目前清廷的第一重臣，也是慈禧的第一亲信，而且荣禄的言也不无道理，因此光绪听了以后，也沉呤了好一会儿，才道：“但招抚之事，却也不能再拖下去，依你之见，又当如何？”

荣禄道：“皇上圣明，依奴才之见，不妨先派钦差大臣到天津对海外华人进行嘉奖，以好言抚慰并赐以重赏，以示朝廷恩典，而李鸿章也必会到天津与海外华人共领朝廷的嘉奖，钦差大臣可以在天津和李鸿章当面商谈，并再诏海外华人的领到西安面朝太后、皇上，只说当面封赏，也更显得朝廷对海外华人的恩泽厚载，而到了那时朝廷必定己计较，再决定如何封赏海外华人也不为迟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