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尔斯巴德到魏玛途中的歌德

1823年9月5日

19世纪的头20年，歌德几乎每年都要去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和玛丽恩巴德旅行和疗养。他在玛丽恩巴德时，通常寄居在阿玛丽·莱佛佐太太家中。房东太太的大女儿乌尔丽克，正值妙龄少女，焕发青春的年华。她经常陪歌德散步，像一个女儿对待父亲那样搀扶他，天真地向他谈论自己即兴想到的一切；歌德也在信中称她为“亲爱爸爸的忠实而漂亮的女儿”。可是时间一久，爱的激情在歌德心中荡漾起来，终于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

1823年6月，歌德又来到玛丽恩巴德，他决意想使乌尔丽克成为自己的妻子。

7月，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也抵达该地，歌德就请他代自己向乌尔丽克求婚。但结果只是听到一番委婉的敷衍。8月，乌尔丽克一家从玛丽恩巴德去卡尔斯巴德，歌德亦尾随而至，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74岁生日，生日之辰，他收到了一件礼物，上面具有包括乌尔丽克在内的三个房东女儿的名字，但是关于求婚一事却只字未提。莱佛佐太太请求公爵无论如何也要慢一点把拒婚的事告诉他的枢密顾问。于是歌德在9月5日带着不明确的答复离开了卡尔斯巴德。但他刚一和乌尔丽克告别，心情就激荡起来。他忘怀不了乌尔丽克向他告别时的最后一吻，她的可爱倩影不时浮现，眼前是一片萧瑟秋色，老人悲不自胜，就在马车的车厢里、途中的驿站上，一气写下了他晚年最著名的爱情诗篇《玛丽恩巴德悲歌》。

对于歌德的这件轶事，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一致认为，《玛丽恩巴德悲歌》是歌德一生中的转折点：他从此永远告别了爱的激情带来痛苦的时代，而进入心境平静、勤奋写作的暮年。

《玛丽恩巴德悲歌》固然吐露了惆怅之情，但悲歌（Elegie）一词，本是源于古希腊的一种诗体，既可用于哀歌、挽歌，亦可用于战争诗、政治诗、教喻诗、爱情诗，如歌德的《罗马悲歌》，并非是哀悼罗马之作，乃是采用古代格调写的爱情诗篇。

——译者题记

1823年9月5日，一辆旅行马车沿着乡间公路从卡尔斯巴德向埃格尔缓缓驶去。秋天的清晨，寒意袭人，瑟瑟冷风掠过已收完庄稼的田野，但在辽阔的大地上仍然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在这辆四轮单驾轻便马车里，坐着三个男人——萨克森—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冯·歌德（卡尔斯巴德的疗养表格上是这样尊称的）和他的两名随行：老仆人施塔德尔曼和秘书约翰——歌德在这新世纪里的全部著作几乎都是由这位秘书首次抄写的。他们两人谁都不说一句话，因为这位年迈的老人自从在少妇和姑娘们的簇拥下、在她们的祝愿和亲吻下告别卡尔斯巴德以来，一直没有张过嘴。他纹丝不动地坐在车厢里，只有那全神贯注正在思索的目光显示出他的内心活动。在到达第一个驿站休息时，他下了车，两位同伴见他用铅笔在一张顺手找到的纸上匆匆地写着字句。后来，在前往魏玛的整个旅途中，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歇宿地，他都一直忙着干这样的事。第二天，刚刚到达茨沃滔，他就在哈尔腾城堡里埋头疾书起来，接着在埃格尔和珀斯内克也都是如此。他每到一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行驶的马车里斟酌好的诗句赶紧记下来。他的日记只是非常简略地谈到这件事：（9月6日）“斟酌诗句”，（9月7日）“星期日，继续写诗”，（9月12日）“途中把诗又修改润色一遍”。而到达目的地魏玛时，这篇诗作也就完成了。这首《玛丽恩巴德悲歌》，不是一首无足轻重的诗，它是歌德晚年最重要、最发自内心深处的诗，因而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诗。这首诗标志着他勇敢地向过去诀别，毅然开始新的起点。

卡尔斯巴德（Karlsbad），即今捷克著名疗养胜地卡罗维发利。埃格尔（Eger），地名，从卡尔斯巴德到魏玛途中必经的小镇，今在捷克境内。珀斯内克（Pößneck），地名，今在德国境内。

歌德曾在一次谈话中把这悲歌的诗句称做是“内心状态的日记”，也许在他的生活日记中没有一页会像这些诗句那样把自己感情的迸发和形成如此坦率、如此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份用悲怆的发问和哀诉记录了他最内在情感的文献。他少年时代的那些宣泄自己情感的抒情诗都没有如此直接地发端于某一具体事件和机缘，这是一首“献给我们的奇妙的歌”，是这位74岁的老人晚年最深沉、最成熟的诗作，恰似这秋日的太阳散射出绚丽的光辉。我们也没有见过他的其他作品如同这首诗似的一气呵成，一节紧扣一节。正如他对埃克曼所说，这是“激情达到最高峰的产物”，同时在形式上它又和高尚的自我克制结合在一起，因而把他一生中这一最热烈的时刻写得既坦率又隐秘。这是他枝繁叶茂、簌簌作响的生命之树上最鲜丽的一叶，直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没有凋谢和褪色。9月5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将世世代代保存在未来德国人的记忆和情感之中。

约翰·彼得·埃克曼（JohannPeter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1823年起成为歌德的挚友和文学上的助手，参与歌德作品的最后出版工作，他本人最重要的著作是《和晚年歌德的谈话》（简译《歌德谈话录》），记述了1823至1832年歌德和他的私人谈话。

是那颗使他获得新生的奇异的明星，照耀着这一叶，照耀着这首诗，照耀着这个人和这一时刻。1822年2月，歌德不得不对付一场重病。连日的高烧使他的身体难以支持，有时候甚至昏迷不醒。他自己也觉得病得不轻。医生们看不出明显的症状，只觉得情况危险，但又无计可施。不过，正如病得突然那样，好得也突然。这年6月，歌德到玛丽恩巴德去疗养，当时他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仿佛那一场暴病只是一种内心返老还童——“新青春期”的征兆。这个沉默寡言、态度严峻、咬文嚼字、满脑子几乎只有诗歌创作的人，在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又一次完全听凭自己感情的摆布。正如他自己所说，音乐“使他心绪不宁”，每当他听到钢琴演奏，尤其是听到像席曼诺夫斯卡那样漂亮的女人弹奏时，他总是泪水泫然。由于深埋的本能欲念不时冲动，他经常去找年轻人。一起疗养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个74岁的老人直至深夜还在和女人们相聚在一起，看到他在多年没有涉足舞会之后又去跳舞。正如他自豪地说：“在女舞伴们变换位置时，大多数漂亮的姑娘都来拉我的手。”就在这一年夏天，他的那种刻板的禀性神奇地消失了，而且心扉洞开，整个心灵被那古老的魔法师——永恒的爱的魅力所攫住。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春梦”、“昔日的维特”重又在他的心中复苏。就像半个世纪以前他遇到莉莉·舍内曼那样，和女人亲近，促使他写出许多小诗、风趣的戏剧和诙谐小品，而现在究竟选择哪一个女性，仍未确定：起初是那个漂亮的波兰女子，后来又是那个倾注了自己全部热情的19岁的乌尔丽克·冯·莱佛佐。15年前他曾爱慕过她的母亲，而且一年前他还只是用父辈的口吻昵称她为“小女儿”，可是现在喜爱突然变成了情欲，好像全身缠上了另一种病，使他在这火山般的感情世界中震颤，而多年以来他早已没有这种经历了。这个74岁的老翁简直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刚一听到林荫道上的笑声，他就放下工作，不戴帽子也不拿手杖，就急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像一个少年、一个男子汉似的向她献殷勤。于是，一幕略带色情、结局悲哀的荒唐戏开场了。歌德在同医生秘密商量之后，就向自己同伴中的最年长者——大公爵吐露衷肠，请他在莱佛佐太太面前替自己向她的女儿乌尔丽克求婚。这时，大公爵一边回想起50年前他们一起和女人们寻欢作乐的那些疯狂的夜晚，一边或许在心里默默地、幸灾乐祸地窃笑这个被德国和欧洲誉为本世纪最有智慧、最成熟、最彻悟的哲人。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佩戴上勋章绶带，为这位74岁的老翁向那个19岁的姑娘求婚一事去走访她的母亲。关于她如何答复，不知其详——看来她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所以歌德也就成了一个没有把握的求婚者。当他愈来愈强烈地渴望着去再次占有那如此温柔的人儿的青春时，他所得到的仅仅是匆匆的亲吻和一般抚爱的言辞。这个始终急不可待的人想在最有利的时刻再做一次努力：他痴心地尾随着那个心爱的人，从玛丽恩巴德赶到卡尔斯巴德。然而到了卡尔斯巴德，他那热烈的愿望仍然看不到有成功的希望。夏季快要过去了，他的痛苦与日俱增。终于到了该离去的时候了，还是没有得到任何许诺和任何暗示。现在，当马车滚滚向前时，这位善于预见的人感觉到，自己一生中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已经结束。不过，在这黯然神伤的时刻，上帝——这个古老的安慰者、内心最深痛苦的永远伴侣——来到他的身边。因为这位天才已经悲不自胜，在人世间又得不到安慰，于是只得向上帝呼唤。就像以往歌德多次从现实世界逃遁到诗歌世界一样，这一次他又遁入诗歌之中——只不过这是最后一次罢了。40年前他曾为塔索写过这样两行诗：

当一个人痛苦得难以言语时，上帝让我倾诉我的烦恼。[9]玛丽恩巴德（Marienbad），当时波希米亚的疗养胜地，以温泉、浴场著称，该地今在捷克境内，称马利恩斯克温泉。席曼诺夫斯卡（Szymanowska），波兰女钢琴家，歌德在玛丽恩巴德与她相识，常为歌德弹奏钢琴，她年轻美貌，也曾一度使歌德产生爱的激情。莉莉·舍内曼（LiliSchönemann,1758—1817），法兰克福一个银行家的女儿，1775年歌德在该地和她相识，产生了热烈的爱情，是年4月订婚，10月即解除婚约，歌德曾为她写过著名诗篇《新的爱、新的生活》、《给蓓琳德》和戏剧《丝苔拉》等。乌尔丽克·冯·莱佛佐小姐（UlrikeFreiinvonLevetzow,1804—1869），在1821至1823年的几个夏季里，歌德在玛丽恩巴德疗养时寄居她家，朝夕相处，后向她求婚，未果。当时她年仅19岁。这两行诗是歌德诗剧《托尔夸托·塔索》第五幕第五场中塔索的最后台词中的两句，以后作为《玛丽恩巴德悲歌》的题诗。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Tasso,1544—1595），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著名叙事诗人，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歌德诗剧中的塔索，实际上是歌德的自我写照。

为了以独特的方式对上帝的这最后一次恩赐表示感谢，这位74岁的老人把这两行诗作为现在这首诗的题诗，冠在诗前，表示他奇怪地又经历到这种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