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对于生活在中平六年的儒生而言，他们的所学让他们对于自身的道德、家族的名声、乡里的和睦，拥有崇高的追求。

在史书上，不乏有名士在灾年时分发家中粮食的记载。

先别管做不到这些的人做没做，至少他们也追求了。

这是此时的政治正确。

鱼肉乡里，那是宦官子弟、不修诗书的豪强以及骤然富贵的寒门才会干的事，这些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他们阀阅豪族才不会干这种事呢！

尤其是太学生群体，这些人大都出身权贵豪族，年轻气盛，虽免不了有几分幼稚，常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可也有一腔热血。

他们的反应最是激烈。

他们罕见地将目光从宦官身上移开，在这些案件中固然有能牵连到宦官子弟的，但占比太少了。

太学生们不仅要求严惩欺压百姓的乡官里吏，还要求处罚监管不力的河南尹袁术和司隶校尉张温。

治下出了这么多骇人听闻的案件，虽说也有多年的积累，可谁叫他们赶上了呢，难辞其咎！

上一次在公审陈逸时袁术就逮捕了闹事的太学生，如今袁术治理不善，太学生们如何愿意错过机会？四世三公又如何？

又不是骂不得！

尤其是北军中候何，他仕途上走的何进的门路，上次就因陈逸之事与袁术闹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