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至是也大不满意王安石了，遂准他解职，命以使相出判江宁府，不久，改为集禧观使。王安石出居金陵后，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这且不提。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吴充与王安石为儿女亲家，吴充素不赞成王安石所为，每向神宗奏陈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党附王安石，擢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就是指冯京，所以神宗此时便认冯京为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吴充意想将新法变革一二，自顾才学谫陋，乃奏请 神宗召还司马光、吕公着、韩维、苏颂等，又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着同知枢密院事，进程颢判武学。程颢自扶沟县入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神宗仍命他还任原官去了。吕公着上疏谏阻，竟不得请。

司马光在洛听得吴充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致书吴充，陈述救济时弊的方法。司马光书云:

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

吴充得书，颇想照司马光的意见，请神宗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新法，广开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见。蔡确听得，暗吃一惊，若是罢免了这些新法，引进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没了蛇弄，不能再有饱饭吃，忙向吴充道“这些新法怎能变更得呢?皇上费了多少勤劳，才得到今日的成绩，我辈好意思请求他废掉吗?而今只有萧规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继往开来的善策。若一更变,便惹万代骂名了!”吴充听了，惧怕起来，不敢采用司马光的建议，仍旧履行新法。

因此，王安石虽然罢了相位，新法却是一点也没有变更什么。忽一日，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交通戚里，诚属大不敬，请严格究治。神宗大怒，降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原来苏轼前因论新法不便，谪贬杭州后，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他一路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也常借着吟咏讥讽朝政。摘句如次:

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像这一类的诗歌,不胜枚举,原不过诗人一时感触，发为吟咏,并不是真个存着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这个指作苏轼怨谤君父的证据，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处死。神宗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可巧被曹太皇太后知道了，召神宗进去问道,“听得现在诏逮苏轼下付台狱，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啦?”神宗对答道:“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

曹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是呢?有证据么?”神宗对道:“有的。”即把苏轼作的诗歌,像前面摘出的,举诵数首作证。曹太皇太后听了,恻然道:“这个可作证据么?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么?须知文人制作诗歌，乃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讽刺朝政处，这乃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讽刺的吗?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岂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视他二人的才学，欣慰道:‘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而今诸人之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不可不加熟察!”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吴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上奏替苏轼解辩，神宗遂决意宽贷苏轼。王珪听得神宗要赦苏轼，忙再举苏轼的“咏桧”诗二句入奏。诗句云: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奏道:“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若不严行谴责，将来把什么儆示后人呢?”神宗道:“卿何吹毛求疵一至于此! 苏轼这诗,他自咏桧,何干朕躬呢?”王珪又奏道:“苏轼确系不臣，陛下必当重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