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人竟然学中州之民当众拦路喊冤告状，要说没人指使，他一个字都不信。

百姓告状，要么到宣慰司，那有完善的官制，要么找代天巡狩的巡抚。告状之人误把象轿上的王炬当成巡抚，说明背后事先谋划之人失算了，因为真正的巡抚申式南走在象轿后面。

自古当官之人，没有不讨厌拦路告状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个案子的背后，到底牵涉了多少人的利益，牵扯到多少派系的争斗，一不小心就可能给对手送上人头。

如果是在中州内地，申式南或许会有所顾虑，比如他刚到绍兴府新昌县，就有乡绅联合状告自己这个还没上任的知县。他后来了解了一下，那个事吧，县衙和乡绅都有错，四六开。

当时，县衙鼓励百姓开荒，承诺三年内免赋，第四年和第五年属民田，四十税一，五年后收归官府，四十税一，每亩收田租五升。乡绅一面把自家部分田亩算成新开荒地，另一面又把满三年的新开荒地藏起来不上报。

（注：明朝大部分地区官田田租为五六升，但杭嘉湖苏松一带偏高，官田田租一般没有低于五斗的，有的甚至高达一石。）

县衙发现每年都有新开荒地，可田赋一年比一年收的少，一查之下，发现了乡绅的猫腻。宣布所有未上报的田亩，不论是否新开荒的，均按官田处置。

这下乡绅和百姓都不高兴了，因为新开荒地大部分是乡绅所有，少部分是百姓自有，这一下子不论青红皂白，全收为官田，相当于官府不守信用，巧取豪夺。

虽然自己没正式上任知县，可好歹以按察副使之名接了状子，于是强行当了一天的知县，用知县大印判决如下：

乡绅瞒报田亩，无论是否新开荒与否，一律按三十税一照实有亩数补缴田赋以示惩戒，否则瞒报田亩收为官田。

百姓新开荒且没有瞒报的，除照旧三年免赋，两年四十税一之外，另外再免一年，以示官府公平公正的补偿；百姓有瞒报新开荒田亩且满三年的，按四十税一补缴田赋；官田田租照旧。

（注：明朝田赋有的朝是三十税一，有的朝是四十税一。小小知县当然不可能随意更改赋税比率，可灵活引用是站得住脚的。）

县衙这边就简单了，凡是不满五年的官田，一律发还。

起初乡绅还不乐意，不想补缴田赋，可申式南哪能如他们意：你犯了错，不得付出点代价？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有的乡绅甚至想再次瞒报，反正测算田亩的衙役很好收买。

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申式南交还知县大印之前，发了一则告示：凡举报未足额补缴田赋的，所有应缴田赋全部归举报者，且田赋由官府先行垫付；凡举报瞒报田亩数的，所有瞒报的田亩全部归举报者。

这下所有人傻眼了，还能这么玩？

好消息是，知县大人已经交还大印离任，去天姥山游山玩水了。别说新知县没到任，就是到任了，有谁会得罪全县乡绅呢？没人监督执行，那前任知县大人的告示还不是一纸空文。

可没过几天，他们就乐不起来了。杭州传来消息，新昌县乡绅联合状告前任知县一案，将由浙江按察司跟进执行。

同时，家里有人在浙江布政司和绍兴府当差的，都带话回来，千万别惹前任知县，该补缴多少田赋抓紧补缴，别耍花样，那是连公主府和开国勋贵之家都不愿为敌，要讨好的人。

新昌县一众乡绅只得捏着鼻子认了，没人敢乱来，全县人都盯着的田亩，他们也不敢挂到有功名之人的头上免除田赋。反正补缴的田赋对他们来说，还不至于伤筋动骨。

不管怎么说，申式南是妥妥地得罪了一批人。可新昌百姓却念他的好，正是这个只当了一天知县的人，让他们多了一年的免赋。少数瞒报田亩的人家，也感激他没像对待乡绅那样有惩戒，而是开荒满三年的才补缴田赋。

新昌县虽穷，但那些乡绅关系盘根错节，绍兴府、浙江布政司，甚至朝中都有人。那种情况下，申式南甚至可以不理会那个案子，可他照样上任一天知县，就为了有理由“管闲事”。

缅甸司这边关系没那么复杂，加上山高皇帝远，一切他说了算，更加不会对这个明显有内情的案子置之不理。

既然有人要搞事，肯定刀子是对准他，而不是王炬。他没有理由不站出来。王炬只是宣化军监军，他才是代天巡狩的人。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案子简单得有些莫名其妙。

喊冤女子汉名叫尹桂香，已嫁人两年，始终不曾生育，夫家和娘家都觉得丢脸。大明设宣慰司这些年，汉文化逐渐传入，不少缅人有汉姓汉名，习俗也与汉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