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要走上这条无限扩展的道路呢，裔凡总结下来主要原因是元老院对驻外站的定位和任务相当不明确。

大多数的驻外站，是集情报、商业、行政、后勤乃至军事一把抓的机构。虽然从组织架构上来说，它是受殖民和贸易部和对外情报局的双重管辖，在济州岛和高雄这样的地方，还受民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执委会属下的各个机构几乎都和驻外站有业务联系。

这样的业务联系还不仅仅限于执委会一级，实际上各个驻外站和临高的部委办之间的业务联系更多更频繁。几乎所有的临高部委办都给驻外站发过文件和指示。驻外站在临高的政权体系里是典型的九龙治水，人人可管，人人又不负责的状态之下。

裔凡利用往来账目审计的机会，亲自对高雄站进行过一次业务联系调查，发觉在临高的所有中央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和高雄站有过业务联系。即使高雄目前并没有被赋予机械工业生产的任务，但是高雄站以为舰船维修为名，依然要求机械口在当地设立相当规模的机械制造厂。

如果要说违规，在高雄设立机械修理厂本身就是违规――因为在高雄的基本项目编制中并不存在，但是这个项目还是得到了追加的认可，因为在赋予高雄的任务中，它又是重要的人口和货物转运基地，海军的主要军港。

既然有了母港的定位，修船、船只维护都会牵扯到一些的机械制造和维修方面的需求。这么一来，在高雄设立机械厂也就顺理成章了，企划院也不得不加以追加立项。

推而广之还有其他方面的。最新的高雄的工业建设项目是炼硫厂。同时还要配套扩大和山区原住民的贸易往来。这个项目原本也不在高雄建设的具体规划中。突然提出其实和工业口又有直接关系，化学工业亟需大量硫磺来扩大硫酸生产――海南本地的万宁硫铁矿的供应已经接近枯竭，短期内能够大量供应硫磺的，除了日本的外贸渠道之外就是从台湾获取了。这么一来，原本打算以航运口岸和农业开发为主的高雄又多了硫磺采集这一资源任务。

由于驻外站的职责和定位是含糊不清的，并没有一部具体的规章来规定驻外站和部委办之间的联络和合作应该来怎样运行。这给了驻外站的元老以极大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先上车后补票成为驻外站的运作的一种惯性措施。而各个部委办把驻外站视为“试验田”和扩大本部门业绩的大好去处。对驻外站的这种做法都是给予暗中支持。而驻外站长期处于人才、物资和资金的匮乏中，对任何来自部委办的“业务”都抱着十分欢迎的态度，甚至会主动去寻找项目来反馈给部委办。

执委会赋予驻外站的任务太大太宽泛，而给予的资源又相当少。有些任务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仅仅依靠少量的拨款根本不敷使用。但是驻外站要申请追加投资不但审批流程长，而且数量也非常有限。这么一来，为了刷业绩就会出现“不给资源给政策”的局面。裔凡认为，这是最危险的。

历史证明，“不给资源给政策”往往是许多弊端的发源地。另一个时空的很多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从“给政策”这个口子上累积起来的。

裔凡虽然自命“契卡”，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会计。有多少米做多少饭，量力而行，这始终是他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在临高的总体状况是“大跃进”式的，人力、物资、资金和设备都讲究“发挥最大效率”，其实玩得就是八个罐子七个盖，从中央到地方，想得都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所谓上有好，下必效之。

驻外站的问题，主要责任是在执委会和元老院。如果驻外站的隶属关系、权力和职责这些基本关系不理顺，再怎么整顿也不会有效果。换人，废除项目都是治标不治本。首先就应该禁止驻外站和中央的部委办之间直接发生业务联络；其次，对各驻外站的定位和任务目标做出明确的规定，不得违规自行上项目――特别是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自筹资金项目。有时候不惜做一些项目收缩。

不过，要说服执委会和元老院做出大规模的调整就得有充足的材料。裔凡考虑这次巡视先把重点放在驻外站的违规项目清理上。

“总之，驻外站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裔凡在自己的住舱内发聋振聩的吼道。

“首长，这是办公厅的通知。”奉华将最新的一叠信件和电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

“谢谢，你去把赵通叫来。”

“他已经来了，正在外面等候。”

“让他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