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石翁那里，他也交代的过去。石翁的想法他很清楚，冲击凤凰山庄，烧丝厂，砸住宅都是假――石翁甚至很明确的告诉曹光九，丝厂之类的只要象征性的破坏一下就可以，千万不要付之一炬，至于山上的宅邸也尽量不要破坏。反倒是大家都觉得不要紧的慈惠堂才是攻击的重点：石翁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造成流血――所以还策划了火烧慈惠堂的行动。

只要死得人多，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缙绅们也会即刻和他划清界限，不管他背后的靠山有多强大，亦不会替他出头，他赵引弓也就不可能在杭州继续立足下去。石翁的主子打得就是这个主意。

事成之后，他郝元还能不能继续为石翁“效劳”，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郝元对这些缙绅大户有着清醒的认识。

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大屠杀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马尼拉作为一家缙绅的代理商经商，当时已有风声说西班牙人即将对华人不利，他父亲回国结账交款的时候禀明东主，想结束马尼拉的生意，却被对方严词拒绝，只能重返马尼拉，结果在1603年的马尼拉屠杀中全家被杀，连尸身都找不到。

郝元当时还在襁褓之中，混乱中被他的土人保姆带到多明我会的教堂内避难，躲过一劫。后来被教堂收养直到成年。

虽然受欧洲传教士的教育长大，郝元也受了洗礼，接受了多年的宗教神学教育。但是他却没有象其他被教会养育长大的孤儿那样笃信教义。多明我会的神父，抱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中国传教的目的，请了一个中国读书人，让他在西班牙语之外又学会了自己的母语。

因为土人保姆的关系，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凶残跋扈，他耳渲目染了许多，对教会的正义第一次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既然西班牙国王是受教皇的承认，统治半个地球的“天主教国王”，那么他们如此凶残贪婪的作为，哪里还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有品质呢？

这些从卡斯蒂利亚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不但毫无“拯救迷途的羔羊”的觉悟，反倒把奴役、剥削和掠夺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人也配作为“主的信徒”吗？

已经成为多明我会见习修士的郝元在虔诚的教士生活背后，怀疑的种子不可遏制的生长着。他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回答自己的疑惑。教会的藏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甚至冒着被革除教门，送交西班牙人也闻风色变宗教裁判所的危险，潜入过教会的禁书图书馆，如饥似渴的那些从捕获的英国、荷兰船上收缴来得和企图潜入西班牙殖民地传教的“异端”手中缴获的“禁书”。

“禁书”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摧毁了他的信仰。郝元变得更加“虔诚”了――这是内心的恐惧做出的竭力掩饰。没人料到，这个虔诚的华人见习教士已经成了马尼拉最大的一个异端。

终于到了禁书也难以满足他的地步――殖民地教会的藏书是有限的，虽然以他身份，可以很方便的出入马尼拉的达官贵人，富商豪门的官邸，但是这些人都是怀着发财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的，自然也不会带着大量的藏书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的图书来源。

马尼拉当时已经有了采用“德国式”印刷的作坊，但是这个作坊主要为总督服务，印刷各种条令、公告和法律文书，即使印刷一些书籍也是《圣经》、《航海指南》之类的大众读物，找不到他需要的书籍。

借助教会的力量和他的修士身份，他能随意前往华人和土著的生活区活动。他开始以传教的名义出入涧内，悄悄的搜集书籍，悄悄的带回自己的静室。这些书籍让他重新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他对这个从未谋面的父母之邦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在传教士和土人保姆的口中，中国就是一个充满了阳光和黄金的理想国度。

然而在涧内中国区的活动，很快就让他的这种幻想破灭了。从马尼拉生活的华人口中他知道这个叫做“大明”的父母之邦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乌托邦”――他已经在教会的禁书图书馆中悄悄的看过这部从英国商人手中没收来得书――涧内中国区虽然在1603年遭到了炮击、焚烧和屠杀，二万人被杀，“河水为赤”，但是这里很快又繁荣起来，源源不断的中国移民重新来到这个对他们并不友好的地方，涧内的人口甚至比大屠杀之前更多。

郝元很快发现，那些为了发财来到此地的人并不多，很多人是被逼无奈的出洋讨生活而已。来到马尼拉做得也是卑微辛苦的工作，所得不过是糊口而已。

“不下南洋就过不下去了。”这是他一直听到的一句话。

虽然郝元早就知道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统治者从来不会仁慈。但是这么多百姓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来到一个只知道从他们头上盘剥，还充满敌意，随时用大炮对准他们栖身的居住区的政权的治下忍受歧视和不公，勉勉强强的讨生活，这大明还是一个传教士口中的“黄金国度”么？

他从新来的移民口中知道了许多大明的事情：皇朝的更迭，党争的变幻，频繁的灾害，苛重的税役，凶狠的官吏……

“活不下去了。”老百姓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