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时候，他愈发急切的希望能够得到援兵――他遣人去所有可以求援的地方调集援兵，同时檄调东江黄龙的部下前来莱州增援。余大成那里，他也要求速派援兵到来，他估计余大成不至于拒绝。虽说最初余大成也是持“抚”的态度，但是眼下的第一要务是守住莱州，堵住叛军流窜的道路，以免荼毒山东全境――余大成只要明白这点是不会拒绝他的要求的。

余大成这会已经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在京中的看折书房已经传来消息，朝廷上对他风向很不利，很可能会将他革职拿问。最近又接到廷寄，要他“切实查清”孙元化等人的下落。

登州陷落之后，余大成就没了孙元化的消息。一直念经的他忽然接到孙元化的求援文书，知道孙元化不但平安无事，还守在莱州，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孙元化有了着落事情就好办多了。

孙元化在书信中简单说了他脱险的经过，不免有些“艺术加工”的成分在内――当然他也没法说自己是被人救出来得――鹿文渊特别提醒过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曾经被俘这回事。孙元化自己也明白这是要害关节。好在现在人已经出来了，怎么说都行。

至于同时被俘的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徵、抚标参将张焘等人，孙元化按照吕洋等人的建议，称他们已经在城破之时分头突围，不知死活。

因为孙元化已经被救出，宋光兰、王徵、张焘这些人是否还会象历史上那样被孔有德释放就成了一个未知数。所以暂时不如说不知道为好――如果他们被杀也就简单了，万一孔有德依旧将其释放：那么按照计划特侦队将在第一时间将其截获，视当时的情况再做处置。这几个人中间王徵是亲眼看到孙元化自刎不成被俘的。其他人大约也听说过孙元化被俘的消息，所以一定要扣在手中防止泄密。这几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一般士兵百姓不同，一旦说出孙元化曾经被俘，再要重新洗刷就很困难了。

求援之外，还谈到了剿抚的政策。余大成比较诧异的是孙元化改了态度，从全力要“抚”到“痛剿”――要知道孔有德围登州的时候，孙元化还特意给他送来书信，要他代为向熊明遇进言，设法招抚孔有德部。为此还给了他一箱价值不菲金银珠宝作为活动之用。

余大成对抚还是剿并无成见――他对孔有德等人没什么感情，也不至于要置其于死地。对他来说，抚不过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做法。朝廷现在处境窘迫，四处要用兵，说句“剿”容易，哪里来得兵马？更不用说地方上还得筹集大量的粮饷了。

不过，剿还是抚，余大成决定都不管了――既然孙元化没死，那么如何应对叛军就他是首当其冲，愿意剿还是抚悉听尊便。当即关照将师爷请来，斟酌着怎么调遣援兵和更要紧的事情――怎么给朝廷写奏折。

但是余大成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他的奏折刚刚发出去没多久，正月十三日，叛军攻克黄县。余大成遭革職，随即遭到逮治。不过，此时孙元化已经在莱州站稳了脚跟。他的奏折也已经正式上奏到了朝廷。

孙元化很有当官的悟性，登州城破之后孔有德、李九成等人企图拉他入伙为王，树旗造反的事和随后受到鹿文渊等人的“启发”之后，已经意识到“抚”不但无法解决这次叛乱，反而会给自己在朝中树立无数的敌人――特别是山东籍贯的官员，如果自己继续坚持抚局，必然会遭到原本中立态度的他们的集中攻击。

因而他在给徐光启、周延儒、熊明遇等一干人的信件中，在简单的报告了自己“突围脱险”的经过之后，对以后的对策一改以往的态度，提出要“痛剿”。

不但要动用直隶等地的兵马，还要从辽东调回部分精锐军队来参加战斗。

当然，这个“痛剿”的转变不仅出于维护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考虑，还有他对自己一贯信任孔有德等东江旧人，却被他们利用叛卖之后的痛恨成分在内。

鹿文渊等人时刻注意着莱州的状况。因为无线电设备有限又贵重，所以鹿文渊到屺母岛之后很快就建立了鸽子棚，建立起信鸽通信系统。孙元化小组随同孙去莱州前，专门携带了一组信鸽。因而每天都有报告送到鹿文渊的办公桌上。

“老孙还是很有一套的，当官的本事真不错。”鹿文渊看着小组的报告，再综合冷凝云那边的情报，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山东的局势变化。

“人家从区区一个举人，以幕僚受荐起家，十年间做到登莱巡抚，没点做官的本事怎么行？”吕洋叹了口气，“老孙是个能干的人，要能给他足够的时间，说不定满清真会给他的新军给灭了。”

“你这话就太幼稚了。明末的局面，大明朝廷是无解的。除非有个强力的皇帝――不是朱八八，至少也得是永乐一类的强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