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陆神父显然是个很有经验的传教士，他把自己那常常引起围观的奇形怪状的大胡子剃了，穿着中国衣服，不辞劳苦的在各个村奔走，宣讲着教义，而白多禄也就只好每天跟着他在愈来愈灼热的阳光下奔波。

他的传教在杜雯、董薇薇、白多禄和所有的人看来，都是很不成功的。老百姓对这位全新的西洋神仙不感兴趣，更对这红毛一天到晚要他们“悔罪”感到莫明其妙――有没有罪不是官府说了才算吗？什么时候他一个红毛也能定大家的罪了？

尽管听众寥寥无几，表现出有兴趣受洗的人更是没有，但是陆若华还是坚定不移的进行着他的传教事业，每天孜孜不倦的出入各户人家，还在田间地头苦口婆心的劝说。村民有时候对他就很不客气了――有次董薇薇看见他被一群恶狗追着跑。

相比之下，杜雯和调查队却在祠堂里闭门不出来。村民们只看到警卫的士兵们在祠堂的门口每天列队，喊叫，跑步。有时候把两个胳膊撑在地上，把身体上上下下的起伏。

开始的时候没人敢靠近这里，渐渐的，生性活泼大胆的小孩子们渐渐的聚拢起来，模仿着士兵们的模样。士兵们按照常用的手段，发放糖块来拉拢儿童――有这花花绿绿的糖纸的21世纪的糖果已经没有了，现在发得是新近从雷州运来的冰糖。

渐渐的道禄村的村民也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正常化的一部分了，通过本村的联络员，工作队能很方便的获得基本的食品补给，毋须从百仞城运来。工作队最为担心的土匪家属闹事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祠堂门口的脑袋给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

调查队进驻祠堂之后，负责警卫的二个班驻扎在第一进院子里，调查队则住在第二进院子里。把大厅的西厢整修之后就成了杜雯和董薇薇的办公室兼宿舍，东厢则是电台室。调查队带来了一台2瓦的电台，由董薇薇兼任报务员。大厅则作了食堂、会议室、指挥中心等等。

此时，杜雯坐在大厅上，正回忆着出发前的一次工作指导谈话。

“你们是穿越集团派出去第一支社会调查工作队，”马千瞩谈话中对杜雯和董薇薇语重心长的说：“身上的责任很重。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社会的有心人。你们到了基层，不要急于改变，而是老老实实的沉下去，把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摸透。”

“你放心好了，督公，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把任务完成好。”杜雯表达着自己的决心。

邬徳咳嗽了一声：“注意，你们是去调查的，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到社会改革或者土地制度的问题。”

杜雯很不屑一顾的看了一眼这个民政人民委员，这个前PLA军人，现在居然也和右派分子们一个调调。

“执委会目前对农村的总得方针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农业生产’，所以不要在工作中表露出任何搞土改的说法。”马千瞩重点提醒，“要坚定不移的执行执委会的方针路线。”

“我知道。”

马千瞩继续道：“调查队下乡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村民建立自卫组织――民兵，帮助村民有能力进行自保，防范土匪活动重新回潮。各个村要成为一个个的堡垒。这些个没有乡勇，势单力薄的村落才能不至于再次沦为土匪的补给和躲藏的场所。

“第二个任务，是在当地搜集匪情，及时的通过电台汇报到总参谋部。

“这两个任务是现阶段最为要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千瞩说，“土匪和老百姓之间也是一种鱼水关系。土匪这条鱼要在老百姓的水里才能活命才能壮大。要把老百姓变成我们的水，而不是土匪的。”

“第三是做广泛的社会调查工作：要多听，多看，尽可能的搜集当地的各种社会民情、经济状况、风俗习惯。以满铁调查事务所为榜样――”

马千瞩提到的满铁调查事务所是日本在二战前在东北设立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属下设立的社情调查机构。20～40年代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展开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满铁调查报告以数据准确，调查广泛深入而著称。马千瞩要工作队学习的，就是这么一个榜样。

“这是情报委员会编撰的《社会调查方法》的小册子。”马千瞩给她基本这样的油印书，“等环岛航向的船只回来，还会进一步的把专业的社会调查人员加强到工作队。暂时你们就边学习，边实践吧。”

杜雯在笔记本上把各条一点点都记下了。马千瞩比较满意，最后他说：

“除了这些任务之外，也不妨做一些简单可行、当地人没有抵触的社会改良和宣传工作，作为工作的辅助，但是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陋习，只能宣传，不能自己去搞硬性的变革――群众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凡事要和董薇薇多商量，她搞过具体的乡镇工作，对农村基层比较了解。”

杜雯回忆着马千瞩说的这些话。显然，他们此来不是来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更多的是来充当情报搜集的角色的，这个情报搜集应该怎么着手呢？她在充当会议桌的两张大方桌后面想了又想――平时理论也好，数据也好，都是张嘴就来的，现在要实际办事，她发觉自己似乎缺少经验。

“从哪里开始呢？”她不禁喃喃自语。

“还是先从建立自卫组织开始吧。”董薇薇说，“这是马委员特意关照过我们的啊。”

“哦，对，开群众大会！”杜雯顿时来了精神。

“群众大会？”董薇薇皱眉道，“这里老百姓对我们又不是熟悉，开大会有意义吗？”

“不先开个会，老百姓不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能了解出什么来呢？再说不发动群众，建立自卫组织，搞社会调查不都是空话吗？”她一面说着，一面取下眼镜，用一块雪白的手帕，擦着眼镜片上的尘土。

董薇薇说：“咱们乍一来，就开大会，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形。给他们开会：你是干部，是个官，你说，他们听，你向大伙提出你的意见，他们会齐声地说：‘赞成’。你要说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干，马上就拉稀。老百姓的疑心病可大了。中国社会复杂得很。农民一般要在你跟他们混熟以后，跟你有了感情，随便闲聊的时候，才会相信你，才会透露他们的心事，说出掏心肺腑的话来。”

“放心好了。”杜雯不以为然，“我在盐场村发动群众的时候……”

接着就把她在盐场村如何的发动群众，如何的大搞妇女工作、农民干部培养的事情大说特说了一番。董薇薇耐性的听着，直到她话说完了，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