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1月20日，他去承德地区统计局农业科报送了《农业统计1983年年终统计报表资料》和《农业年报统计分析报告》，经过全地区八县三区的综合审定评比，兴隆县统计局的农业统计年报与分析报告，数据差错率为0。

农业统计分析报告质量高，依据统计资料数据，分析的有理有据，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地区领导和县里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地区被评比为第一名。

在1984年1月28日，县政府春节放假，山娃兴冲冲的带着县政府为职工搞的福利，由外地拉回来的大米，因价格便宜，山娃买了100斤大米带回了家，回到老家半壁山赵家小院，可把山娃妈和妻子刘荣荣高兴坏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米呀！

又在第二天，把她们娘俩精心喂养170斤的大肥猪给杀了，卖猪肉收入150元，剩下的头蹄下水留家里过春节吃，猪油可以省着吃半年。

全家人高高兴兴、喜气洋洋的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

这是山娃由秦皇岛煤炭财经学校调回来后，在家过的第一个春节。由于他非常顾家，家又离县城不远，方便照顾了家庭。确实从各个方面使这个像“病包”一样的家庭，得到了不小的改善。杀了猪，买了大米，改善了生活条件；拉了煤炭，不仅能取暖还缓解了烧柴不足的压力，改善了生活环境。二弟和小妹在大嫂的呵护下，也能顺利的上学读书了。

春节过后，在198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六），由于大伯家已经申请大队批准了宅基地，在村庄西头半壁山兽医站的下坎，新盖起了三间大瓦房。春节过后就可以搬进了新家。

所以，经过大队队长胡文优、大队会计门再共、小队队长龚伟富作为中间人，在这一天以山娃的名义，将大伯家的东院三间平房，以500元支付现金的方式，转卖给了赵山娃。

当场胡文优把山娃、大伯赵高和大娘梁英，还有山娃的堂弟赵小军都召集在了一起，然后一脸很庄严，萧然的说：

“今天我代表半壁山大队村支部，依据你们两家的自愿协商，现将赵高家的三间平房，以亲属关系转卖给了大侄子赵山娃，四至边界：东侧至邻居张碰家院墙、西至赵明家的杖子墙、南至南墙根，北至后山墙，土木相连，总价款500元整，由大队会计门再共起草文书《房屋转卖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存一份，签字按手印后有效。看看你们小队长龚伟富还有啥说的吗？你们两家当事人还有啥意见没有啊？”

龚伟富小队长，看了看赵高和他的妻子梁英以及他们的长子赵小军，又看了看山娃，默了默，眨着双眸首先发言说：

“你们两家吵吵闹闹的不是一年了，想当年，为了躲避纷争，经法院裁决，让出了三间平房，给老母亲养老，举家搬迁，去了北上坎我们家租房住。后来，赵明回家来探亲，又把赵高你们一家接了回来。

房屋的事也没有个说法，就这么住到了现在。赵山娃已经成家立业了，愿意再付500元现金，把三间平房买过来，作为他的家产，与父亲赵明无关，大伯和大娘以及堂弟也都同意转卖给赵山娃。

赠与不叫赠与，买卖也不叫买卖，总而言之，价格很便宜，但因为是有前因后果关系的。从今日起，以前你们两家‘陈谷子烂芝麻’的恩怨纷争，都一笔勾销，我们来了作为中间的见证人。为此，由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为证。看看你们两家还有啥意见没有啊？双方都表个态。”

山娃的大娘梁英就是一位像“阿庆嫂”一样的性格，能说会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历来就是争强好胜的主。她双眸凝视，抢先表态说：

“我是冲着山娃大侄子，比较懂事，又考学留校当了老师，为了照顾家调回到县政府工作，虽说找个农村媳妇，自由恋爱也不错，我和大侄媳妇处的关系也挺好。所以，才把这三间平房，象征性的只收500元钱转让给了他，要是冲着他妈，就是给我一万我也不卖。既然有大队长和小队长都来做中间人，还有啥说的呢！那就辛苦大队会计了，起草好了协议书，我们夫妻和大儿子赵小军都签上字，按上手印，省的以后再找麻烦。今后主要靠大侄子山娃和我儿子小军他们下一代了，希望我和山娃妈妈的恩恩怨怨，别影响下一代。山娃大侄子你说是不是呀？”

山娃看到大娘问到了自己，也就接着话茬说：

“那是那是！我们这一辈人，我是老大，大娘您放心！我妈是我妈，我是我。主要是我妈有病，整天疯疯癫癫的，您和我妈也是由于脾气性格不和，处不到一块儿，因为家长里短，经常吵吵闹闹的，都怨我妈妈，她和我爸生气时，就把火发到您身上。

大娘您是知书达理的文化人，就别和我妈妈一般见识，她没文化，是个大老粗，我爸爸常年不在家，家里穷困潦倒的，又精神不正常。所以，咱们两家的纷争，一是怨我妈、二是怨一个 ‘穷’字闹得。

现在我也调回兴隆县家乡来工作了，我堂弟小军虽说比我小几岁，也已经渐渐长大了，懂事了，我一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您就放心吧！”

山娃的一席话，把大娘说的挺高兴，大队长和小队长也都频频点着头，大队会计门再共低头在书写着《房屋转卖协议书》。大伯虽说文化挺高，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但由于反右派回家务农多年，濒磨得也成为了一位老实憨厚的庄稼人了，沉默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