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终于过去。

在今年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修道多年的嘉靖皇帝，却突然起了凡心，下旨内廷办了停办多年的鳌山灯会。

所谓鳌山灯会，就是将花灯扎成鳌山一样，这是明代一项皇室的春节庆祝活动。

看着热闹的灯山，皇帝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从去年开始，从前“寒暑不侵”的道君皇帝，已经感受到了衰老和死亡的恐惧。

即使是独有天下的皇帝，在死亡面前依然是无力的。

死亡，是大自然对所有人最大的公平。

帝王将相会死，普通百姓也会死。

嘉靖皇帝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他越发为了空荡荡的宫殿而感到恐惧。

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中年时期认真培养的继承人死了，他的童年好友陆炳也死了。

和皇帝作对的杨廷和父子也死了，在大礼议中帮着他对付杨廷和的夏言也死了。

皇帝感觉到了孤独，看着如同山一样的灯会，终于有了一丝人间烟火气息。

只不过这热闹的鳌山灯会背后，又有多少被逼迫到饿死的扎灯艺人，又有多少衣不蔽体的百姓为了这热闹而被驱赶到街头，最后活活冻死在路边的。

百官依然向皇帝上贺表，但是朝堂的局势已经有了变化。

巡视福建市舶司的鄢懋卿，等到元宵结束就即从离开京师前往福建。

严世蕃又在年后纳了第十房的小妾。

严嵩的身体愈发的老了，他已经听不清楚了，眼睛也快要看不见了，走起路来都要人搀扶着，皇帝都特旨他可以乘坐轿子进宫去内阁办事。

李贽并没有随着方望海回家过节。

这段时间，李贽在南京国子监也没有好好上课，而是不断在南直隶游历，他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在游历的途中，李贽结识了一名好友，泰州学派的梁汝元。

说起来也是历史时间线顽强的收束能力，李贽在苏泽的影响下，并没有加入泰州学派。

他一直帮着方望海和苏泽做事，但是在方望海逐渐被排挤之后，李贽就开始在南直隶各地游历。

前段时间，王艮的亲传弟子颜钧先生，在盐城讲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去围观。

颜钧在盐城组织过盐丁抗税后，在南直隶声名鹊起，紧接着他又在淮安、扬州、泰州活动，成立了好几个互助会和工匠社团。

颜钧也通过自己的声望，成功的和工坊主或者官府官办作坊磋商，提高了这些工匠和雇工的待遇。

因此颜钧的声望大增，他还多次讲学，传播基层互助的学问。

李贽和梁汝元，就是在颜钧讲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

颜钧讲学，一时之间，在长江以北的淮北地区，各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江南的局势则和江北有些不同。

在苏泽天工书院的影响下，如今江南是各种工坊遍地，特别是棉纺织和丝纺织这两个产业，原本江南的工坊就很密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办工坊出现了。

比如徐家在崇明岛的棉纺织工坊，徐家二公子也是有商业上的魄力的，在发现自家的织布机落后之后，立刻将所有的织布机全部拆了，然后订购了天工开物中的骡机。

在使用了骡机之后，徐家织布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增，徐家的棉布产量增长了十倍！

之所以没有继续增长，倒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原因，而是徐家的棉花不够了。

不仅仅是徐家，太仓王家，南京城内的几个勋贵家族，他们都通过开办工坊赚到了钱。

大家族赚大钱，小家族也赚到了小钱，在新技术传播的几年时间，江南的富庶再上了一个台阶。

靠着棉布生意，徐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满足了辽东军需的同时，徐家也在组织商队向北方贩卖棉布。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曾经和苏泽在松江府争斗的不可开交的徐家，竟然在贸易这件事上和苏泽达成了合作，他们租用上海抗倭总团的船队参与北方贸易。

苏泽留在南直隶的三个产业中，天工书院的培训课程基本上完成了，几种产业新技术已经扩散出去了，官府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工坊。

报纸属于是随时可能被官府禁，但是只要活字印刷技术存在，销售的网络还在，以大明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禁报还不如不禁，属于苏泽只要想办，就可以继续办下去的。

只有上海抗倭缉私总团敏感，最难保留下来。

事实上，随着方望海逐渐失势，更多的势力也盯上了上海抗倭缉私总团。

如今停靠上海县港口的贸易商船络绎不绝，主要有这么几个线路。

北上登州港的航线，松江府的棉布，通过海上贸易运送到登州港口，再由朝廷在登州港口的海船送到辽东。

登州到辽东的贸易是朝廷批准的，而且朝廷很快尝到了海运的甜头。

比起路上运输，海运的损耗更小，而且一次运输的量也更大。

如今辽东的军械、粮草、棉衣，全部都在登州转运。

松江府的棉衣甚至有时候都不用换船，直接北上辽东运货就行了。

江南的船，在登州将棉布换成盐，再从山东拉回来。

各种辽东的特产，比如毛皮、人参这些，也都出现在登州的码头上，这些东西在江南都能卖出高价。

另外一些船队，则是将江南的丝绸运送到福州，这条航线已经几乎捆绑了整个江南的丝绸行业。

一个证明就是，在嘉靖四十年倭寇动乱严重的时候，江南的丝绸销量几乎打了骨折，现在江南的士绅们更关心福建的平倭进展，甚至比福建人还要关心。

唯一的好消息是过了春节，已经有琉球船只靠港，一些去年挤压的丝绸已经开始换成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