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尹犁河谷居然是一块如此丰美的沃土，朱翊钧总算是收起了之前对于经营西域“必定血亏”的担忧，开始变得有些兴趣起来。

其实他之所以一开始就兴趣不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担心财政负担。当年宣宗放弃交趾布政司殷鉴不远，高务实这些年又一直向他灌输“统治成本”理论，两厢作用汇总，就更让他对扩张势力变得比较谨慎。

当然，朱元章规定“不征之国”的底层逻辑对他也有影响，说起来那也是担心后世子孙胡乱扩张、空耗国力。

不过，既然西域有尹犁河谷可以作为战略支撑，那么统治此地就能极大地扩大疆域，重新将汉人失去千年的西域再次握于手中，这个丰功伟绩就似乎不容错过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丰功伟绩”之外，拿下西域还有其他好处吗？如果没有其他好处，单是冲着满足一个“丰功伟绩”就要花掉至少两千万两银子和三百万石粮食，朱翊钧还是觉得十分肉疼。

他把这个问题再次抛给高务实，后者立刻笑了起来，问道：“请问皇上如何看待汉唐经营西域之目的？”

这个问题朱翊钧还真没有仔细思考过，他这些年来基本上都被缠在各种具体事务当中，很少有时间会去思考这样“历史久远”的问题。

不过，毕竟是做了多年皇帝的人，这个问题虽然此前没有深思，但大抵还是能猜出一二，便道：“想必是因为汉唐定都长安之故，西域离得不远，威胁又大，故不能不以举国之力经营镇守。

这道理就如同常言道‘守江必守淮’一样。若要关中稳固，必先巩固陇右；若要陇右稳固，必先巩固西域。”

说到这里，朱翊钧忽然心有所感，又补充道：“我朝所以对西域倾注的力量不多，则是因为我朝定都北京，主要威胁乃在京师以北及辽东方面。”

高务实听了朱翊钧这番话，基本上还比较满意，不过他认为朱翊钧说得还不够全面，因此虽然颔首表示认同，却也道：“皇上所言正在其理，不过还需稍加补充。”

“哦？你说。”

高务实道：“纵观两汉与隋唐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在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逐渐强大起来。于是，匈奴的侵扰就成为新建立的汉朝稳固统治的重要隐患，同时也成为西汉前期北方边境的最大威胁。

为了稳定偏远的西北地区，以及笼络西方各国与匈奴做对抗，西汉历代皇帝不得不注重西域的经略。

东汉前期同样要面对匈奴不断的入侵，彼时东汉除屯兵防御外，也曾效彷西汉与匈奴和亲。东汉一开始以较为和缓的态度，希望与匈奴以和为贵，但得到的却是匈奴强硬的侵扰，这就让东汉历代皇帝也不得不拉拢西域各国以防御匈奴的入侵。

汉宣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设置府都，派遣汉人前去管理。彼时，西域都护府肩负有保障西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畅通与监督西域诸国的双重职能。

而隋唐之际，突厥又成了继匈奴之后，北方游牧版图中第二个顶级大国。成为压在唐朝头顶上的大石头。

唐初武德年间，东突厥颉利可汗连年南下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李世民被迫在渭水河边斩白马以为盟，史称“渭水之盟”，此可谓唐初之耻。当然，此举亦让李世民更加有了卧薪尝胆之志，这是后话。

总之当时东突厥兵锋所向，逼得唐庭上下寝食不安，以至朝廷之中甚至出现了迁都避祸之议。不过，渭水会盟三年后，唐朝在李世民一系列甚是得宜的政治、经济措施之下，国力急速提升，唐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开始反转。

贞观三年十一月，李世民趁北方草原陷入天灾泥潭不能自拔之机，联合不甘于臣服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等诸部，发动了推翻草原霸主突厥人的绝地反击之战。

是役，十万唐军兵分六路，在李靖的策划和统率下大败突厥，生擒颉利可汗献俘阙下，东突厥汗国一战而亡。

不过唐朝虽然击败了东突厥，但身在西域的西突厥却依旧强大。跟摧枯拉朽似的东突厥之战不同，也正如臣与皇上刚才谈及的那样，唐朝向西域的拓展则可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其由东向西、先北后南逐次推进，是在稳定了北疆防御后，再向西南拓展。以设置安西四镇的方式，分片镇抚葱岭以东的南疆沙漠绿洲地区，瓦解西突厥在那里的传统控制，进而达到经营整个西域的目的。

彼时，唐朝的战略是以南疆为战略缓冲区，保证北疆的安全；再以控制北疆，保证河西诸郡的安全。如此是为了避免在西、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遭受挤压。

由此也可看出，唐朝当时虽然威风八面，但其对西域的管控始终都是防御性的。同时，这也便是皇上方才所谓‘若要关中稳固，必先巩固陇右；若要陇右稳固，必先巩固西域’的战略思维体现。”

朱翊钧听得很是满意，甚至一时之间觉得自己和李世民、李治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高务实的话并未说完：“那么皇上，伐元之战胜利后，我朝所面临的战略格局难道就没有变化吗？”

朱翊钧微微一怔，但马上发现问题所在了——是啊，现在的格局和以前不同了呀！

他发现高务实的例子举得非常好，可以进行非常明确的对比：汉朝要控制西域，是因为匈奴人的疆域横跨万里，汉朝北上也好、西进也罢，都是为了屏蔽关中乃至整个汉地。

唐朝同样是这个思路：先打东突厥，免得长安、太原(唐朝北都，龙兴之地)时刻受到威胁；然后进军西域，彻底摁死突厥力量，以期“中国”之地能够长治久安。

大明一开始面对的情况不同：首先就是大明定都不在长安而是北京，面对的威胁也主要在北京的北部一线，这个局面一直持续了约两百年，但伐元之战胜利之后，这个大格局实际上已经完全变了。

现在的土默特、鄂尔多斯两大部，因为与大明利益关联已经极深，完全成了大明的忠藩，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成了强大的助力。

东北方面，女真内部被高务实分而治之，叶赫、哈达可谓哼哈二将，乌拉虽然稍远，但因为京华“长春站”(贸易据点，前文有述)的建立，这些年来也在经济上和大明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有很强的“叶赫化”、“哈达化”趋势。

建州女真此前一直被高务实重点怀疑(虽然朱翊钧没看出建州女真有什么潜力)，因此被重新划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三部。这其中，建州卫没什么用，主要是安置爱新觉罗家当年的一批老家伙，实力也不强。

建州右卫则是专门用来盯防努尔哈赤建州左卫的，而且考虑到右卫的实力可能不足，高务实以明廷的名义多次提醒叶赫、哈达，让他们两部充作建州右卫的后援，而努尔哈赤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努尔哈赤这些年虽然一直想要扩大势力，前些年还找机会搞定了长白山三部中的两部，差点引起和叶赫的大战，结果被提前打完大战、空出手来的大明叫停。

在大明的武力调停之下，最终的结果还是比较残酷的，可谓丛林法则的直接体现：大体上，努尔哈赤吃下去了三部力量的大概六成，叶赫吃下去大概四成，哈达部没分到人，但捡便宜拿了些地，大概也占三部原面积的一半。

以上所说的吃下去几成，指的是吞并部曲与人口。这是因为女真人口不足，人口才是最关键的力量，领土反而不算。有地无人，好比人之无魂，在女真那种制度之下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在原历史上，努尔哈赤就不是太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残酷对待汉人，差点把他自己建立的后金玩没了。得亏他死得及时，皇太极上位立刻改变政策，大力笼络汉人、蒙古人，一边扩编汉八旗、蒙古八旗，一边疯狂掠边抢夺人口，这才挽回颓势，并且快速积蓄力量。

总之，现在的努尔哈赤也似乎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觉得自己不管是人口还是土地，都拿下了长白山三部的一半左右，已经赚大发了，对于大明的武力调停又没有能力反抗，因此也就偃旗息鼓表示愿意服从。

不仅如此，为了证明自己“忠心耿耿”，还在朝鲜大战之时多次主动提出从征请求。这件事原历史上不曾发生，但高务实却让它成为了现实，这才有了女真联军南下作战的后续事情。

当然，高务实并不是真的从力量上很需要他们，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加深女真人与朝鲜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前文说过，高务实是要把女真往朝鲜迁徙的。

如此一来，只要女真人和朝鲜人的矛盾化解不开，大明朝廷便可以充当超然物外的调停者、裁判官，原本可能激化的汉人与朝鲜人之间的矛盾便被轻易转移出去。

而女真人虽然骁勇，人口不足的问题却始终存在，那么他们就需要大明朝廷的支持，才能在朝鲜的新领地上立足。由此，大明就同时拿捏了双方。

不得不说，盎格鲁撒克逊强盗们把这一手玩了几百年，还真是有点道理的，高务实这么做也属于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

总而言之，随着女真分化、朝鲜内附，大明朝在东北边疆上的压力也瞬间大减。考虑到后续还要对日本进行攻略，那么一旦成功，大明在东北亚方面就真的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根本没有对手可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对手其实不是好事，中国历朝历代的衰败都往往起始于一段没有对手的时期，所以对手始终是需要有的，问题只是在于……对手在哪呢？

后世苏联解体之后的米帝曾经有一段“独孤求败”时期，这个时期的米帝气焰滔天、不可一世，结果陷入到战略迷茫之中，开始不断浪费国力，打完这个打那个。

诚然，米帝打仗大半还是冲着某个利益集团或某几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去的，但也有其自认上帝宠儿、山巅之国，因此要对全世界“负责”的战略失误一面，比如满世界强送皿煮，输出他们自认的普世价值等等。

简单的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该干点什么了，那就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吧。那有国家不信我这套，还老跟我跳，那我就先去弄死它。”

这其实是一神教国家的一种病态，就是坚持诸如“光明必须战胜黑暗”这种思想，而想不到光与暗是和谐对立的——没有暗，何为光？这种思想甚至远远落后于古代中国的哲学思维，看看太极双鱼的阴阳和谐就知道。

因此，中国古代君主往往都说皇帝是“处中国而治万邦”，这意味着“万邦”若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中国可以教化；“万邦”若愿意继续为夷狄，中国也不强求。

但有一点：“中国”是这一切的基础，必须首先确保“中国”本身的稳固。然而到了这里，中国古人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当中国稳固，环顾四周都没有对手的时候，往往就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动力，更别说主动教化夷狄。

同时，因为所谓“王朝周期律”的问题，此时中国内部便开始出现财富分配不均加剧，底层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上层统治阶级日趋腐化，继而矛盾爆发、起义蜂起，国家陷入内乱，王朝颠覆，重新洗牌，新一轮的“周期律”再次循环上演。

所以，“王朝周期律”的根本不在其他，正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能被始终控制在合理范围。

不是说你皇帝、你勋贵、你官僚们不能占有很大的财富，而是说无论你占有了多少，都至少要留出一定比例分给普通百姓。如果这一分配比例严重失衡，到了你山珍海味铺张浪费，普通百姓却只能被迫吃糠吃土的地步，那凭什么他们还不造反？

然而积累财富是人的天性，皇帝、勋贵、官僚以及地主富商们在这一点上没什么不同，指望他们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其实并不现实。那么，怎么办呢？

后世的解决办法叫“做大蛋糕”，蛋糕即财富。这个办法在理论上也可以放到古代使用，毕竟只要蛋糕大了，能分给百姓的东西即便比例不变甚至减少，但只要给出去的绝对值是增加的，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老百姓吃不饱饭，最终起来造反。

然而这是理论，实践还是很难的。因为所谓“古代”，生产力在几千年或者几百年里，都只是缓慢上升，指望在这点增量中切一点下去喂饱百姓显然不现实。

那么，怎么才能较快地做大蛋糕呢？海贸是一个办法，但其惠及的对象从阶层上说主要是勋贵、官僚、富商，从地域上来说则主要是沿海各省。

普通人当然或多或少也有一点好处，也就是通过一层一层巨富、豪商、中产、小产们的消费来让普通人受益(提供服务或者基本商品来换取)，但显然还不够，而且区域太小。因此，海贸虽好但还不够，还得考虑到“带动内陆地区发展”，避免“区域间经济不平衡加剧”。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捡起荒废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了，否则将来沿海或许不会造反，但陕甘等地却依然是有机会出“李自成”的。

对于高务实来说，以上这些道理他当然能懂，但说给皇帝就未必有用了。要想说服皇帝，还得用皇帝听得懂的那一套。

比如现在，高务实的说服办法就是：如果看起来没有了对手，那就自己创造一个；如果看起来没有了威胁，那就自己塑造一个。

只要拉着皇帝发了车，这车到底载什么货，那就是高务实说了算了，而不是皇帝说了算了。高务实对此可没有负罪感，毕竟这是为了大明好，他并没有什么私心——当然，顺便赚点也不介意。

高务实方才说了半天，话里话外无非要引导朱翊钧的思维朝这个方面想：察哈尔人虽然被打跑了，但他们跑得也不远啊，就在叶尔羌，这个威胁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个方向——你看，这次不就又来捣乱了？

如今察哈尔十万大军东进，短短时间便击破肃州，继而甘州大惊，陕西震动，这难道不算大事吗？

既然现在北边已然安靖，那眼下的局势和李唐击破东突厥之后有什么不同？除了京师不在关中之外，几乎完全一样！既然一样，那大明的下一步战略当然就应该也是“击破西突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