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节剩下的最后一日，按例依然不回衙门办公，但高务实府上倒是很热闹，车水马龙或许谈不上，但也算是高朋满座不曾间断。

上午的时候，先是户部的四位侍郎过来了，以私人聚会的名义开了个会，会上主要商议救援科尔沁所需的花费问题。

花费这事一般无非两点，一是做个总量预算，二是这笔钱要从哪出。

总量预算显然得分做好几个部分，朝廷出兵要拿军饷、要开赏格、要消耗火药弹丸、要损费粮草马料，当然还有抚恤金之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归根结底，都是户部要出钱的，不能不做计算。

这些还只是大明自家出钱的事，昨天私底下已经商议好的关于土默特方面出兵协助之事显然也要花钱，不过好在高务实在土默特地位独特，无论公私情谊都算硬扎，所以倒不必直接花钱打赏，而是改做买马。

但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昨夜额尔德木图离开之后不久又返回去找了高务实，说根据他的估算，土默特此时能够直接拿出来交易的战马可能数量也比较有限，因为战马和后世的战车不同，不是工业生产的产物，说提高产量立刻就能提高的。

战马是活物，既有生长周期，又有训练周期，还要保证后续的繁殖再生产等等，所以总的来说，额尔德木图预估此刻土默特在保证自己所需的情况下，大概只能一次卖出最多两万匹战马(骟马)。

土默特的战马水平比较高，原本在俺答封贡前期，价格大概是25-30两银子一匹(因为是活物，所以单匹价格不能统一，经常是一匹匹验马并定价的)，均价大概27两左右。

后来这些年由于大明是个大客户(公私都算在内)，土默特方面便逐渐加大了马匹的繁育，这样一来战马的单价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均价开始在23-24两左右徘徊(但从整体上来说土默特依旧赚得更多，因为蒙古人养马成本实在比较低)。

由于这一次买马带有一定的打赏性质，高务实给的价格是“单匹均价二十五两”。如此来说，两万匹战马的总价值就高达五十万两之巨。

五十万两，那可不是小数目，好在高务实并不打算全给现银，甚至绝大部分不给现银，而是以货易货。

这次交易的私人部分显然以京华自家为主。由于京华是个商业霸主，以货易货是比较好办的，无论土默特需要什么，几乎都难不倒京华。不过从当前高务实对土默特贸易的了解来看，他们大概率会以三类产品为主要“进口”对象。

一是金属农具和生产用具。这其中最大的三项农具是铁锄、铁锹和铁犁，生活用具则是铁锅和锡锅。铁器类的最好办，开平方面有足够的产能和存货可以满足这笔交易，锡锅方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部分产能的大半在之前几年被高务实转移去了南疆方面。

之所以是南疆方面，因为中南半岛和龙牙半岛是全球锡资源特别密集的地区，高务实不仅把一大批锡类产品的生产转移了过去，锡合金如各种青铜器——包括大量青铜火炮的制造也被转移了过去，以便就近使用矿产，降低成本。

不过这里只是涉及物流问题，产能方面不成问题，以高务实在把汉那吉面前的面子来说，他甚至可以玩成期货交易，把汉那吉绝不会担心高务实对一些锡锅赖账。

土默特人要的第二类产品就是瓷器。不要以为瓷器是高端产品就在游牧地区没有销路，这是个巨大的误解，因为土默特的贵族们现在汉化——尤其是“汉生活化”得厉害，消费起高端产品来很有后世中东土豪们的风采。

瓷器的定价权在大明手中，属于典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可以用少量瓷器换取大量牲畜，所以对方哪怕需要的总量不算多，但价值绝对不低。而瓷器这一块高务实更不慌，禹窑(钧瓷)自从重出江湖以后，其价格在这些年已经飞天(炒作这种事难不倒高某人)，一套茶器换几百匹上等战马这种事绝非有价无市，也非有市无价，那是真有市场成交量的，当然为了保持稀缺性，成交量还是比较有限。

除此之外，第三大类产品就是纺织产品了。土默特在这些产品上基本没有什么产出，几乎全靠大明输入，所以无论是普通牧民需要的粗布土布，还是中高端的各种绢缎纱帛，乃至于最高端的“京绒、苏缎、杭罗”，他们全都有需求。

不过，在高端布料这一块，高务实这次不打算让京华掺一脚，因为得给朝廷、给户部留个门在。后世很多人都知道鞑清有“三大织造”，其实大明也是有的，在南京江宁县设有提督织造太监，专管官营织造。

有明一朝的官方织造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其中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属于工部；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和留京供应机房。

其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各府州的共计22处织染局，后经过裁撤、合并等整顿，在嘉靖七年后减少至四省19处。官方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部分为匠户性质、部分为徭役性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进行集中生产。

这些织染局所供应的丝织品，除了供宫廷使用，也常常被拿来赏赐文武百官。据高务实上任户部尚书以来的统计，单是赐予官员的锦缎等官服，每年就需数万匹的锦缎用料，如他被赐予的那一溜儿“大红纻丝某某服”就都是这些织造局的产品——当然，只赐一次，您老要是穿坏了，那得自己花钱做，反正“赐”的本质其实是赐予你穿这种袍服的资格。

如此庞大的需求量使官办织造难以承担。因此，很长时间内，宫廷和官府也往往采用“领织”、“收购”、“采办”等方式从民间搜罗缎匹。不过这一局面在高家伯侄先后主政财赋事务之后，因为大明朝廷整体出现“商业化”倾向，所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具体表现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由于土默特的示范效应，大明官府织造的产品开始商业化销售，朝廷的直接销售主要集中在陆路方面，其中大头就是卖给草原上目前最为富庶的土默特。

二是京华代销，这一路主要走海路。由于京华本身在江南实力有限，丝绸方面更是弱项，所以长期以来京华的纺织业务主要集中在纱、布一类的中低端产品，仗着改良型珍妮纺纱机的技术优势，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但江南商帮财阀再厉害，也不敢当面和天家顶牛——好吧，其实主要是不敢和“祖制”硬顶，因为提督织造太监属于祖制，早就有了的。因此就出现了官营织造负责生产，京华集团负责海外销售的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