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门与大明门中间的御街两旁，分别安置朝廷文武衙门。御街以西主要是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衙门，太常寺与通政司也在这边；御街以东则是宗人府和五部(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单独开列，位于皇城西南的阜财坊)，以及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

通常来说，除了翰林院是个例外，这些衙门是越靠近御街则越尊贵，或者说地位越显赫。

户部衙门就体现了它的尊贵与显赫——正临御街，且面积居御街东侧文官衙门之首。在户部衙门以北的是吏部，吏部再北则是宗人府。

这样的设置明显是有象征意义的：由于宗人府管理宗亲事务，故朱元璋定宗人府为天下首衙，所以它不仅放在文官一侧，而且最为靠近皇宫，与它对应的武臣衙门是中军都督府。

宗人府以下便是吏部，再次便轮到户部了。不过吏部虽然尊贵，但和宗人府一样，占地面积倒是不大，这两个衙门加在一起甚至都还比户部略小一点，由此可见户部衙门的规模何等惊人。

从今日起，高务实便是这六部最大衙门户部站在正中心位置的堂上官了。

古往今来任何衙门或单位的一把手履新都不是小事，即便朱元璋设立了一大堆针对文官的规矩，但只要他一死，这些死规矩自然也拦不住活着的官员们。

大明朝廷虽然规矩一大堆，理论上也不准在堂上官履新时大操大办，可是有些程序其实真的是有需要的，比如一场“见面会”就完全有必要。

面对明显“大扫除”之后干干净净的户部衙门，以及满院的官员僚属，高务实当然也要发表一番领导讲话。

不过他没有喊什么大口号，只是提了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朝廷开藩禁的这三年里，户部能够全力保障朝廷财政状况良好，尽量消除如此次西北之乱爆发的前因——前因就是削减军饷嘛，这个大伙儿早就知道了。

这个目标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但大家还算能够接受和理解。本来嘛，现在朝廷对户部的要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毕竟再来一次西北之乱的话，受牵连的人可能就不是前一次那么少了。

这一次西北之乱多亏了高务实平定得快，虽然当时震动很大，但战功也足，把很多事情给掩盖了下来，否则大伙儿都不好收场。

你看，真要追究责任的话，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梁问孟这个巡抚岂止是革职？而小乱酿成大乱，郜光先还能混个冠带闲住？

别说他们两了，连巡按只怕都跑不掉。至于地方上那些布政司、按察司等的官员，每一个都能找到办事不力的责任，跟着被牵连。

而这件事真的只是地方上的问题吗？那可不是，你兵部没有责任？户部没有责任？甚至连吏部都有责任啊！

兵部早前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幅度的军饷削减啊？你们的计算是不是失误了，高估了地方上的“抗压能力”？

户部为什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来，以至于只能把压力转给地方？你们户部的工作是不是不够“卓有成效”啊？

还有吏部，你们吏部选官怎么回事？梁问孟严苛，郜光先懦弱，你们怎么挑的地方主官？西北那种地方适合这样的官员来主政一方吗？

以上这些，别管有道理没道理，真要计较的起来，都可以拿出来问责。甚至如果“不畏天颜”，连皇帝都能攀扯进去——削军饷这事说到底是你皇帝批准啊，你堂堂天子就不能负个领导责任了？

当然，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有默契的，通常不会扯上皇帝陛下。不过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这问题一旦牵连大了就有可能失控。

如今西北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告定，不过前事不忘后事师，西北能因为军饷不足闹出乱子，其他地方就一定能万无一失了吗？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所以目前户部的压力是很大的，必须想方设法搞钱来消除这些隐患。

沈鲤调任左都御史虽然不是降职，但大家几乎都能猜到背后的隐情——肯定是因为理财不利才被调职的嘛，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换来的人是高务实这个点金圣手？据说前次阁议，让高务实来做大司农甚至是圣上亲自提出的，这意图还不明显么？

因此，大伙对于高务实今天简单的讲话还是比较理解的，并不认为他有恃宠而骄故意要给大伙儿一个下马威的意思。

当然，户部本来就是实学派的势力范围，高务实也的确犯不着这样做。

见面会人太多，好几十号人，高务实当然也没法说得太具体，何况按照他的习惯，也不会在没有摸清户部底细的情况下就开展什么大的行动，那不是个好领导该有的习惯。

后世有个讽刺的说法专门用来形容这种领导，叫做“一拍脑袋，有了；一拍胸脯，干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走了。”高务实过去虽然只是个基层干部，但对此还是引以为戒的。

开完大会开小会，例行惯例。见面会开完，就该户部三位堂上官来个高层会议了，大抵相当于后世地方上的书记碰头会。正所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这也算是古往今来的固有特色。

户部不像兵部，没有四侍郎制，只有左右两位侍郎，分别是左侍郎程文、右侍郎胡执礼。

程文是嘉靖四十四年的金榜，那一年主考官就是高拱，而高拱是曾经亲自教导高务实读书的，因此程文虽然大了高务实二十多岁，但在正式场合经常称呼高务实为“世兄”，而高务实也以“师兄”称之。

他们两人认识很早，昔日高拱起复回京，高务实随同而来，不久便认识了程文，当时程文是吏科给事中。后来高务实做了观政，第一次代表太子出使大同时，程文便是正使，两人的交情可谓极好。

后来程文历经多职，在此前高务实回京的那次重阳大会讨论道统问题时，程文便已经是户部左侍郎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程文算是户部的地主。而他之所以能出任如此要职，一来在于户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之一，需要有“看家大将”镇守；二来也说明他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毕竟尚书调任有时候政治因素更大于其他，而左侍郎则是“常务副”，很多时候要在实际上“主持全面工作”。

虽说沈鲤算是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调职的，但这事其实怪不到程文头上，毕竟他不是主政者，有很多事只能跟着沈鲤的脚步走。沈鲤一旦拿不出魄力，程文也不好强出头——官场上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是表现得比一把手还厉害，偏偏自己已经是二把手了，那这一把手会怎么看你？所以程文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沈鲤的指挥棒办事。

因为程文和高务实的关系亲密，所以这些情况高务实是知道的，但当时高务实也没什么好法子。

毕竟沈鲤不是许国，高务实可以和许国悄悄争一争实学派的党魁究竟是谁，但却不好对沈鲤这么做。

如果他给予程文全力支持，让程文自己搞自己的一套，那么一方面是沈鲤的局面会很尴尬，另一方面外界看了也会笑话实学派内部倾轧，甚至因此生出别的事端来，岂非大大的不美？

现在高务实自己做了户部尚书，这种情况就显然可以得到改善了，他也相信凭自己和程文的关系，程文是能够全力支持自己的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