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为什么坚持太子侍读这一职务的新设必须经过内阁，而隆庆又为什么坚持不走内阁而直接特旨设立？这其中的道理小太子朱翊钧肯定看不明白，甚至李贵妃也未见得完全了然，可是高务实却自忖能看出一二关键。

申时行之坚持，与隆庆之坚持所以相反，在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两人都猜得出一旦此事报给内阁，则作为内阁次辅的高拱必然反对，并且可能代高务实上疏推辞。

倒不是说高拱不想看到自家侄儿有出息，才几岁年纪，正经科考都没有经过便做了官，且是最为清贵的翰林官。而是大明的风气便是如此，高拱作为高务实的长辈亲属、嫡亲三伯，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要上疏谦辞，而高务实随后也就只能力辞不就。

要知道，这年头就算阁臣莫名其妙地被言官参劾一本，也必须上表请辞，并且在上表之时就开始“自我停职”，在家等着皇帝的下文。虽然一般来说，皇帝十有八9是下旨挽留，有时候甚至要同时下旨大骂那个言官一顿，更有甚者会把言官直接贬斥、罢官甚至流放、庭杖等，但阁臣的这个姿态仍然要做出来，这虽然不能说是制度，但却是谁都不会违背的潜规则。

大明的文官，对于名声就是有这么执着，甚至形成了全天下文官都默认的规矩。

因此，当申时行发现无法力劝皇帝打消此想时，便想到了这个“曲线救国”一般的法子，然而隆庆帝毕竟不是少年君王，他也看得出申时行的想法，所以直接否决了这个办法，反而另辟蹊径，特旨新设。

高务实认为，这应该是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也不能忽视，那就是隆庆对于高拱个人或许是完全信任的，但对于内阁制度本身，未必没有警惕之心。

这种警惕，但凡一个成熟的帝王就必然会有，而警惕的来源，则是阁臣是不是真的成了宰相。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自胡惟庸案之后便再不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以历代丞相多擅权为由，于洪武十三年罢废中书省，“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并诏令天下：“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可是，宰辅可以不设，宰辅所做的事情却还得有人去做，朱元璋自己是个工作狂，他能把宰相的事情自己包办，后来的皇帝却不可能个个都做到这样。于是至永乐初，成祖朱棣简任解缙、黄淮等七人入值文渊阁，以备顾问、参预机务，明代的内阁制度由此初见雏形。

仁宣以后，内阁在发展道路上不断显现出它与宰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人们对内阁大学士的“宰相”称呼，或是阁臣的宰相意识之上，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权力作为大明政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在内阁身上隐约可见的种种借尸还魂的表现。

其实在高务实看来，一般而言，所谓宰相，应该有两个必须：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前者包括进宫与皇帝共议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后者是指形成决策之后，由宰相来监督百官执行，以及执行后的考课、黜陟、赏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