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一

自2022年7月，至于2023年9月，在这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相应的学术成果。别类而观之，其发展与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三个方面，共包含9篇相关论文。其中，以“政治斗争”相关成果最多，“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的相关成果则略少之。笔者将在下文中，对这三个方面及其各自的相关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的概述，以期能方便读者了解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情况，并将其作为本辑《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的序言。

一、“政治斗争”

东秦百年历史，风云变幻，政治上的斗争此起彼伏，极大地影响着东秦王朝的历史面貌与历史进程。同时，受制于古代历史书写的性质，与其他方面的记载相比，东秦史料中有关政治斗争的记载蔚然大观。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有关东秦时期“政治斗争”的研究最为多见。

其中，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一文，主要从东秦时期——尤其是高帝、太宗和光宗时期的后宫人员情况入手，对东秦朝堂的权力斗争进行了分析。张仕一《“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一文，则以《前秦书·军兵志》为核心，首先分析了《前秦书·军兵志》的文本书写逻辑，随后结合相关史料，对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指出“东秦军阀问题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三个阶段，分别在‘高帝、太宗时期’（开阳、昌武年间）、‘孝宗、恭宗时期’（延昌、登丰年间）、‘光宗初期’（宏长年间）”。[张仕一：《“满目乱臣，遍地贼子”：东秦军阀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以〈前秦书?军兵志〉为中心（上）》，2022年9月。]张仕一《秦魏之间：任成与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一文，则以任成为研究着眼点，抓住任成作为秦魏之间“中间人士”的特殊身份，对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采取的行为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析。

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一文，则对东秦光宗与穆宗两位君主统治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政策进行了分析与对比，指出：“面对日益强大的门阀势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时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这对父子采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结果不甚相同：光宗通过以‘佞幸’掌控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这两个‘机要’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缓和，最终对门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光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穆宗通过以‘寒门’掌控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台相’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激进，最终导致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之间的政治斗争，门阀势力击败了寒门人士，门阀势力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机会逐渐坐大，因此，从总体上看，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张仕一《论“虞晃案”——兼谈朱詹》一文，则以秦穆宗时期的虞晃案为研究对象，对虞晃案爆发的背景、争论的本末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佞幸与寒门》与《论“虞晃案”》二文在论述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对相关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在《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一文末尾的“余论”中，作者对秦穆宗的统治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试图抑制门阀而加强皇权，奈何“历史的进程往往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终不得不随着朱詹、杨运的下台而付诸东流了”，于是，“东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强劲的脉搏”便与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损了。[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在《论“虞晃案”——兼谈朱詹》一文末尾的“余论”中，作者则对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个回顾，并在最后指出他以为，朱詹那句“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觉得以自己的能力难以与这些‘燕雀’争夺‘长天’，而是在他看来：‘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个鲲鹏，又于天下何加焉？’”[张仕一：《论“虞晃案”——兼谈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别研究”

史学界的“性别研究”作为当下史学界的一个相对较新颖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各个方向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妇女\/性别史可谓“显学”。[李志生：《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为何略显沉寂？》，《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东秦史与《前秦书》学者也不例外地对东秦相关的性别史研究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关注，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东秦史与《前秦书》的“性别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一文与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一文，主要通过对《前秦书》的《后妃类》与《列女类》两篇文献的分析与考察，对相关人物进行了分类，从而对《前秦书》作者杨聆的妇女观进行了论述、总结与评价，指出“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形成妇女观，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观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则抓住梁氏之死这一事件，对其原因、经过和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指出“这一看似是‘私门内事’的事件，却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了政治因素，若无光宗在其中的推动，梁氏或许不会走到如此惨烈的结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历史书写”

历史学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这是其诸多史学贡献与见解之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页。]尽管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与相当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对史料的研究和处理是至为关键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书写而后留下来的，其中存在着诸多的加工环节，这将极大地影响着后人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因此，对现存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前秦书》与其他东秦史相关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与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

其中，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主要以对《前秦书·王平传》相关记载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相关记载的对比为中心，从史料取舍角度，探讨了杨聆在历史书写中体现出的“反神怪思想”，认为从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2022年7月。]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则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中有关光宗、晋王、宋王等东秦中兴君臣的记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差别，指出：“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杨聆对《东都世言》中有关中兴君臣的一些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弃。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杨聆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应当是希望通过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从而塑造出光宗、晋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应当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促使其所在时代（西秦）的臣僚能够忠君事上、和谐相处。”[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

结语：回顾与展望

综上可见，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在“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贺的成果。但是，必须承认，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如对政治事件与政治斗争的探讨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斗争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与矛盾根源；对性别史的研究缺乏对个体生命史的关注；对历史书写的分析大多流于表面化……同时，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除“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总之，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学界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期待相关人士能够再接再厉，推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