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正是这一经济上的成功，在无形中破坏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专卖制度虽然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未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利益。

他们再次陷入了与当年“盐铁会议”相似的困境。

不得不从官府购买质量低劣、价格高昂的专卖品。

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百姓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同时，对工商部门的征税也几乎摧毁了社会的商业流通。

那些原本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

如靠挖掘山珍、捕鱼为生者，以及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从业者，

他们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却还要被征税。

尽管税额不大，但对其生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与矛盾。

这些改制措施越是成功，就越是凸显出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儒家的初心则被逐渐搁置。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类改制措施——五均赊贷，更因为人为因素而走向失败。

五均司市师、交易丞、泉府丞等众多官员被安排在供销、信贷、定价等关键位置，这无疑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些制度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反而滋生了一群贪婪的蛀虫，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想到了历史上并不遥远的汉武帝时期，

而有些人则联想到了更为遥远的秦始皇时代。

无论是改制背后所体现的统制经济思维。

还是通过严刑酷法来约束执行的理念。

都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管制手段都是秦制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