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清河，已经显出了初冬的寒意。湖畔的柳枝随风而舞，那片片枯叶随风飘落在碧绿的湖面上，那湖中尚还有几叶小舟，而湖边亦有人在垂钓。在清江书院中不少先生都住于这湖畔边。

而在湖畔边一处并不怎么起眼的小筑中一个神色清朗的老者正同一位穿着黑色园领衫的青年对弈，一旁的炉子上正煮着一壶茶水，不过并没有丫环于一旁服侍。而对弈的两人皆是那全神贯注的盯着棋盘，丝毫没有注意到茶水已经滚开了。

只见那青年手持黑子，稍作迟疑后终于还是弃子了。

“我输了。除了刚才的让子，老师赢了两目半。”

“不错，成仁。你已经学会数目了。”

朱之瑜放下了棋子笑说道，对于他的这个弟子，大抵上他是满意的，当然，除了一点，其并不擅长对门对弈之道，这学棋也年来刚刚开始学习。

见一旁的茶水已然烧开了。未见书童的朱之瑜便向外招呼道。

“云林，过来沏茶。”

云林是他的书童，今个怎地居然不知道在一旁侍候着。

“老师，让我来吧。”

说完朱明忠将早已准备好的茶具端了上来。

作为江淮经略使的他，难得有空闲时间来这里向老师请教，而这次之所以会来这里，并不仅仅只是来与老师讨教棋艺，而且另有事情与他商量。

自从上一次确定了将教育作为新的突破口之后，朱明忠要几经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还是决定仿效拿破仑，通过国家推动的方式，推动教育的发展。

拿破仑在法国建立了，套严格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各地学校均按照政府法令设置课程，安排学时，组织教学，进行考核。全国的学校在组织结构、课程设置上达到了高等统一，从而奠定了近代法国教育制度的基础。

不过拿破仑不重视初等教育，把初等学校的开办权交给了市镇及教会。他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上。关于中等教育，拿破仑首先停办了大革命时期创办的中央学校，设立了直属帝国中央的国立中学和归属地方当局的国立中学。二者均为公立学校，所不同的是，前者经费由帝国中央负担，学生以升大学为目的，学校以培养未来的管吏为己任，学生全部寄宿；后者由地方创办，水平不及前者，主要为各级政府部门输送人才。此外，拿破仑也鼓励开办私立中学，其水平与国立中学相当。关于高等教育，拿破仑特别重视工程技术教育。他领导创建了一大批高等专科学校和大学，其中一些学校举世闻名。

或许在外人看来，拿破仑不重视初等教育，但是身处17世纪的中国，朱明忠却能够感受到拿破仑的那种无奈。就实效性上来说，创办中学的回报更快，毕竟中学只需在三至六年，其毕业生就可以从事工作，而小学生则需要十几年。

而朱明忠选择中学作为突破口的原因非常简单——他没有能力为江北的民间提供几千、几万名教员以及成千上万所小学。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相对集中的中学则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而创办第一所国立中学的任务，就交给了清江书院，就是试图利用书院的师资力量，创办一所优秀的中学，但让朱明忠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老师——朱之瑜却谢绝了由书院创办中学的命令。于是朱明忠一边倒茶一边向他问道。

“老师，我有一点不明白。既然老师一直言称“教育为立国之本”，为何会谢绝了创办中学？能够育人子弟，不是正是老师一直希望的吗？”

“为师只是谢绝了创办中学。可没说不办教育啊。确实，为师一生所谋都，无他，唯教育尔，为师得你相助，任清河书院山长，于此可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而书院亦办有蒙学，可为少儿启蒙，待其成材后，可考取功名，亦可入书院就读，如此，又岂需要办立中学？毕竟，成仁必不想办专读八股文章的中学。”

意味深长的看了朱明忠一眼，朱之瑜之所以谢绝办中学。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中学完全不同于他的想象。

“中学所学者，自然不是圣人学问。”

朱明忠并没有掩饰他的想法，中学不会教授圣人学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他的设想，未来的中学应该是后世中学与大专的混和。

“老师，能考取功名的并不多，我大明重开科举近三百年，所取举人不过十万余人（1），而取秀才者，却不下百万，而今时之世，乡间童生何止数百万？而识字者，更是不下千万。”

过去，朱明忠虽然专注于实学教育，但却对明朝的教育并不怎么了解，但选择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突破口后，朱明忠却发现明朝的教育普及性却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与后世的人们以为明清时中国遍地文盲不同，遍地文盲识字率不到5的是“我鞑清”。反观明朝，却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为活跃的时代，而作为代表的社学，这种较有特色的一种私立教学机构，在明代得以大力发展。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不过有些地区对儿童入学会采取强制性措施，如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也就是带有强迫性质。

而且明代社学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私学的官学化，也就是社学教师的选择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师的任免要由政府操办，而不是听任民众自行推举或择请。社学的教学内容被严格纳入正统教育的轨道，而且，政府在行政上有对社学进行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也正因为两百年间社学的推广，在明代大抵上市井百姓皆能识字，不少人能粗通文墨，这同样也是明代话本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识字。而反观到了“我鞑清”，明代争奇斗艳的非但在文字狱下成为了过去，就连识字率也在不断的倒退。

这种倒退甚至可以在忠义军中有充分的体现，在忠义军中年龄在30岁左右的，大抵上都识字，甚至不少人粗通文墨，反观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大抵上也就是只能认得自己的名字或者能认识三字经上的一些字。满清奴役下不十五年的文明倒退严重程度，远超过朱明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