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几年不知几月几日的时候，仲许已先从英国回来，但确切在1935年末的冬季，我们才见上一面。

那时他已身穿许久浅蓝灰色的军服，头戴缀有精致梅花的大檐帽。军装两肩之上的领章底色为黄色，上面缀有三道蓝线，一边是几颗三角形的军衔，一边是交叉的竹节。那一袭与他融为一体的军装，将他的高大越发显得英姿勃勃。整个人看上去好像旁边那棵岁数不计的梧桐树一样，苍劲魁梧，永不折腰。

可惜的是梧桐树在当时已快落光了叶子，近乎光秃秃的，一派死气沉沉，没有他像昙花在午夜如此惊艳的那样朝气蓬勃。但梧桐树的枯黄落叶在我们之间旋转纷飞，依然散有一种凋谢的美丽与悲伤。

我相信他是体面地过来遇见我的。

仲许伸手轻轻拂掉我头上的枯黄落叶，转而摸了一摸我的头顶与发丝。很抱歉地说，亲爱的小荣子，我知道你大约不想见我，但有些事以后你就会知道了，等我从战场上回来了，我将会光明正大的告诉你实情，请你再等上一段时间。

我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沉默地走掉了。

那短暂的一面，如梦境一样使人记不太清晰，却又像是梦魇，此后在我的后半生里不断重复的绵长回放，开始修复我对他的印象与记忆，带着很多情绪的透支。

在同一年内，父母又生出了一个弟弟，他们喜极而泣。

母亲长时间对我的冷淡，直到诞生了小四弟而有所缓解，甚至得以告终。在四弟出生以后，我内心对某个人的态度也和缓了些。但我仍然吝啬给予他一份友情，即使他远渡重洋背井离乡后，是他们几个当中，于一九三几年最先踏上回归故乡之路报效祖国的人。

父母陷入四弟平安降生的惊喜中不久，回过神来，也许是见我长成姑娘了，不再那么容易忽视，态度有所好的改变。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突然真正的意识到我是他们的女儿了，而同样对我嘘寒问暖。那一阵子北平的学生闹抗日也闹得厉害，从他们抗日游行的态度上，家人有所不详的预料，怕是担心一家人此后难再有安生之日，故此对我珍爱有加。

可是一向敏感的我，似乎也预见到了某种未来。近来在饭桌上他们总是乐不可言的，这种和气与笑容，在人心惶惶的时代薄得像一层纸糊。

前些天在饭桌上，母亲还突如其来问我，这些年来怪不怪她？

我半是违心半真心地说，不怪，我知道您之前是没能原谅您自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您自然信任的怪到我身上来，这才证明我们是一体的，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

母亲听了我的话后停了用饭，不知是感动还是惭愧，大抵情绪交杂，她只是背过去抽动着肩膀啜泣，哭得和叙荷有那么点儿相像。

而在这一天吃完饭，父亲又和我促膝长谈起来。他推心置腹与我说，姑娘家能早些嫁人有口饭吃就好，不管以后混得是好是坏，生下来的孩子都得跟着人家姓，你要早早想好咯。

我抵触这话，但脑子里却想到一个人，很快觉得脸热起来，在此谈话上，选择低头不语。

我们还谈起了张府。

他这些年来终于能正视张老爷士绅的地位。大谈张氏祖上在前清国时也有亲戚在朝中为官，加上财产人脉的积累，因此直到如今在周围影响大是自然的。

那……对抗得了日本人吗？

在日本人面前，他张老爷算是个屁。

母亲这时咳嗽一下，父亲意识到什么似的收住了声儿，过会儿又讲，张家现在还在军阀往来上攀了关系，散了不少财，儿子参军参政一争气，又似乎要光耀门楣了。日本人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日。

母亲一向维护张府不必说，但我不明白父亲一前一后的微妙矛盾，以及他的某种刻意。

不久后，我明白过来了。

我从没想过要等仲许，无情抛弃了我们的友谊，就好像父母在真正时刻没想过我一样，彻底抛弃了我。

在日本人快要攻入北平，时局开始大为动荡的时候，有一天不知是凌晨还是黎明，父母带着四弟在收拾了一些家当后，踏上了逃亡之路，却将我这累赘扔下了，把我一人留在老房子里生死随天。

家当没了，家人跑了，我一下子没了家庭。

所幸他们没有为了几斤白面就把我给卖掉。

他们这样走了，至少还留了一封信叫我去张府投奔易嫚姨娘，我也管他们这样算有良心。但我暂时不打算去投靠易嫚姨娘，一来我脸皮薄了，二来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她也是泥菩萨过江的，三来我又不是她的孩子，她何以要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拖上我这累赘？

我当时预备了两条路，第一条先在家里挖地窖储备粮食藏身，第二条等实在走投无路再厚着脸皮去投靠易嫚姨娘。

我日以继夜的挖地窖，选在了地质干燥的一块儿位置忙活，在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某个傍晚我听到空无一人的老房子里传来了轻微的响动，直吓得我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

我连忙将地窖口遮掩住，并且躲起来不出声。可是我发觉又不像日本鬼子来了的响动，因为我透过缝隙只看见一道人影在房子里游荡。

那人影像猎犬一样敏锐嗅着屋内的情况，又如猫一般轻手轻脚。

随着他的黑影越来越近逼近，能感受到他的凝重，却无半分煞气。在紧张时刻，突然看清他一闪而过的脸，接下来我才没有继续躲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