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我先生是师范同学，我们之前的求学经历有相似之处，都是1989年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复读一年于1990年考上师范学院专科。区别是我比他迟两年入学:我1978年到1983年在本乡大队村小读完最后一届五年制小学（下一届同学开始读六年制小学），1983年到1989年在我县第一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1990年复读高三。

而我先生一路读往届过来的:他于1976年至1981年在本乡读五年制小学，因为贪玩，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初中。他复读五年级于1982年考上本乡初中。初中时继续贪玩，读完初二已跟不上学习进度，他那时开始懂事，想重头再来，主动留级再读了个初二，从此学习成绩提升，于1986年考上本县重点高中。他1989年高考落榜，又于1990年复读高三考上师范专科，与我成同学。

从我们的求学经历看出，他小时太顽劣。他比我大两岁多，比我多重读两年书。我以前开玩笑，说他小学本科，初中本科，高中本科，（当时大学本科比专科多读一年，我以这个梗取笑他）到了大学却是专科。

我们那个时代的读书小娃娃太多了，而升学率又太低了。记得我读小学时，农村很多人家都是三四姊妹到五六姊妹。我们家两姊妹算少的。我所在大队村小我们那个年级就有两个班，每个班45人。我的小学五年经历基本是挨班主任耳光长大的。因为我经常上课打晃走神，被班主任一次次拖到教室前面打耳光罚站。当时我们乡小全校9个老师都是民办教师，我妈也是其中一员。（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区别是，民办教师仍然属于农民身份，不挣工资挣工分，由大队上计工分和每个月发几元零花钱补贴。包产到户后改为分田和发几十工资。后来我妈于1988年经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还去县进修校脱产读书两年。）班主任与我妈是好姐妹，她把我盯得贼紧，打耳光下手特狠，直接把我打到后来体检检测出左耳听力明显比右耳受损（她用右手刚好打到我左耳）。

我们班1983年小学毕业只有十几个人考上本乡初中，其余人的学历停止在小学毕业。我本来按政策该就近读本乡中学的。然而那年运气好，本县一中不再只招收城镇小学毕业生，而到本县各乡招收前几名学生组成两个农村学生班。我成了第一批被招进县中学初中部的农村娃之一。

1983年我稀里糊涂考了个全乡第一名，以10岁的年龄，身高1米33，体重59斤，扎两个羊角辫的形象坐在了本县第一中学初八六届一班的教室里。当时我们县城中学初中部与各乡中学初中部都是每个年级四个班，每班四五十人不等的规模。

我读初一开学10天左右，迎来八三年严打公判大会在我校操坝召开。那年国家判刑特别重，把够不上枪毙条件的人枪毙了，把小罪犯当大罪犯判刑。那个年代也没啥娱乐活动，看枪毙人的现场，看公判大会，看农村哪家遭火烧的房屋烧焦现场，成了老百姓兴致勃勃参与，喜闻乐见的大事件。

所以那次开公判大会可把我激动坏了。全校各班排队参加旁听，我在我班队伍里左蹿右跳，妄图找个制高点或更好的缝隙观望遥远的主席台审判现场。我们班长作势要把我赶出去。因为当时大家是新同学还不很熟悉，她看我太小，以为是附近小学溜进来想浑水摸鱼的。唉，都怪我比同学早读书两年，又长得矮。幸好我同桌力证我不是冒充的，班长才将信将疑放我一马。

我们一班和隔壁二班同学当时都是来自各乡的小升初考试中成绩居前几名的学生。而三班和四班则是城关小学毕业生。所以我们一二班的成绩碾压三四班成绩。初中毕业后，我考入本校高中部读高中。我们初中原来班多数人考上高中，后来有30多人考上大中专学校。而在各乡初中每个班只有几个到十几个人能考上本县高中。我们县城学校高中部仍然是一个年级四个班的规模。各乡中学不设高中部，全县只有四所完中。

我高一就读我校高八九届一班，高二分文理班，全年级三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仍然留在一班理科班。1989年高中毕业我们一班56人中考上7个大学生，49人落榜。考上的7人中有1个以体育生身份考师范体育专业，降一百多分录取，其余几个考上的同学专科生多于本科生。而我们班还算考得不错的，其他班考四五个大学生，有些班可能某年全班全军覆没，俗称剃光头，一个都考不上大学。这就是80年代末在我们县城中学考大学的现状。那时考大学太难了！我县四所完中每年应届生加上复读生总共能考一百多点人的大学生。

我1990年复读时所在理科补习班，80人考了20个大学生，还是以考上师范专科为主，包括我也是。我第一年应届时骄傲地不填报任何一个师范学院，因为作为教师子女的我，痛恨教师行业待遇低。我一个同学当时也是教师子女，她就轻蔑地说:“讨口都不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