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夜晚是真地冷，又是没有电灯的时代，不可能继续搞什么科研。
李谕和伍连德在屋中烤着火，身上暖洋洋的。
伍连德借着煤油灯的光，看起了一本英文书。
李谕瞄到了名字，说道：“冰天雪地，鼠疫肆虐，看这本书的确应景。”
伍连德抬头说：“李院士也看过薄伽丘的《十日谈》？”
李谕说：“只是稍有了解。”
《十日谈》其实是本相当少儿不宜的书籍，内容很黄很暴力，一言不合就开车，经常还是多人运动。
举个其中尺度比较小的关于偷情的故事：那不勒斯有一对夫妻，老公是水泥匠，他老婆与附近一个帅小伙偷情。
每次水泥匠顶着绿油油的帽子出门上班时，他老婆就会和帅小伙幽会。
后来有一次，水泥匠突然早回来，他老婆赶紧让帅小伙藏到了酒桶里。
水泥匠对他老婆说：“咱家里的酒桶没用了，我准备把它个钱卖掉。”
他老婆灵机一动：“我刚好找了一个买家，要出7个钱，正在屋里看酒桶。”
水泥匠高兴地跑去看，帅小伙赶紧从酒桶里跳出来，对水泥匠说：“酒桶我要了，但是里面的酒渣你得清洗干净。”
水泥匠答应了，跳入酒桶进行清洗。
然后他老婆探进去头给水泥匠指挥清洗。
精彩的来了，帅小伙见状从后面发起了攻势。
具体什么画面，诸位自行脑补吧，无法描述。
只能说太先进了，《十日谈》可是早在十四世纪黑死病时期就成书的。
这只是书中100个故事中尺度很小的，还有一些直接分不清多人运动中的人物关系。
当然啦，《十日谈》这本书实际是在反教会，冲破教会的各种枷锁。
中世纪的教会提倡的是禁欲主义、受苦赎罪，正好这种思想对统治者有利，被大加利用。
所以薄伽丘的《十日谈》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有了重大价值。
伍连德说：“过往对鼠疫的记载实在稀少，我是想看一下同时期薄伽丘的记录。”
李谕舒了一口气，问道：“他是怎么形容的？”
“你来看，”伍连德指着其中一段：
“鼻血是死亡的前兆，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肿块，很快会发展成鸡蛋苹果大小，再蔓延至全身各处，最后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
李谕说：“死状的形容与现在并不相同。”
伍连德说：“没错，并且我带来的针对腺鼠疫的疫苗，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我猜测东北的这一次是新型鼠疫，在与迈斯尼教授和北里教授的交谈中，我称之为肺鼠疫。就传播的可怕程度，要比过往出现的更为甚之。我十分担心，一旦它继续扩张，整个东北会不会十室九空，就如同当年的欧洲。”
李谕听得不寒而栗，对伍连德的医者仁心深表佩服。
李谕说：“我等能做的，只能是尽快将它扑灭。”
次日，张作霖跑来说：“总医官，尸体丢到哪？”
伍连德问道：“新的死亡病例？”
张作霖说：“实在太多了！昨天才一天就几百具，真是瘆人！老子当年去剿匪都没见过这么多尸体。我说总医官，这事不好干啊！”
伍连德道：“不好干也得干，统领大人不会想退缩吧？”
“不是那个意思，”张作霖说，“我是说，这事儿，得加钱！”
伍连德说：“我会呈报朝廷，为你们酌情增发嘉奖。”
张作霖笑道：“总医官大人高见，这样我就好使唤他们了。”
伍连德说：“行了，伱先带我去看看。”
“您请。”张作霖在前带路。
几人来到傅家甸时，士兵正在用木棍子绑着尸体运送，连个像样的担架都没有。
张作霖说：“总医官大人，这是个小偷，应该是昨个儿晚上偷跑到一户人家偷东西，没想到染上鼠疫，今天早上直接死在逃走的路上，发病实在快。”
伍连德说：“劳烦张统领把家中出现病例的家属，全部转运到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火车车厢中。”
张作霖反正也想接触一下俄国人，当下便答应。
李谕又给伍连德出了主意，每天在一间会议室记录当日死亡人数，绘制曲线。
在把今天的数据填上后，李谕对伍连德说：“伍大夫，拐点还是没有出现。”
“拐点？”伍连德问，“指的是死亡人数变少？”
“如今连增长率变小的势头都没有。”李谕说。
“那就怪了，”伍连德说，“莫非还有隐形携带者？但鼠疫的发病这么快，不可能有此种情况。”
没多久，伍连德的疑惑就被解开，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大漏洞：傅家甸死亡的几千具尸体全部堆积在一起。
——死的人太多了，棺材都来不及弄。
这些尸体必然是要烧掉的，否则就是细菌温床。
只是按照民间传统，尸体要入土为安，老百姓肯定不同意火化，伍连德只能希望朝廷下圣旨。他发了电报，告知必须焚烧尸体的必要性。
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的这种微生物的存在，但清廷的掌权者们并不了解，所以对于朝廷来说，焚烧尸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摄政王载沣召集了一众大臣商议，但商量了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皇族的重臣们只是提了点各种乱七八糟的毫无建树的建议。
很明显，他们想要载沣作抉择。
所有人里，只有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强力支持焚烧尸体。
施肇基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过书，比较有学识，而且是唐绍仪的女婿，在北洋系中说话挺有份量。
但摄政王载沣实在无法下决定，决定改日再议。他这是在学慈禧，让底下人拟出个确定的意见，不能让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