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或许是一方面反对帝制，一方面又放不下与袁项城的交情。但他现在这么说，很明显就是不想让黎元洪出任大总统罢了。”

梁启超说：“如果让袁世凯做过渡总统，此后再召集总统选举，将黎元洪排除在外，冯国璋自然能居于优势地位，这点小心思，我还是能看出的。”

唐绍仪说：“说得很对，所以我在联合各地人士坚决反对他做‘袁世凯第二’。”

冯国璋这一步棋走得挺不漂亮，声望随之一落千丈，——他确实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

另外，这些北洋高层如今也真的开始四分五裂了。

真正有实权的是段祺瑞。

段祺瑞当上所谓的国务卿后，立马和袁世凯开始讨价还价，绝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而要做有职有权的实力派人物。

段祺瑞第一件事就是向袁世凯提出，把这两年的政事堂改成责任内阁，恢复民国三年前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法国政体的内阁制。

袁世凯答应了。他已心灰意冷，能让的都让，只想做个名义上的吉祥物大总统，至少没那么大责任。

他下令改回了国会和总理名称，并且由总理管理国务。

第一步成功后，段祺瑞步步紧逼，让袁世凯把军事大权也交到自己手中，要求撤销总统府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就是以前蔡锷任职的部门），将办事处所管事务，下放到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参谋各部。随后，段祺瑞又提出将拱卫军收归陆军部管辖的意见。

老袁同志看了后非常难过，甚至有点“睹物思人”。遥想辛亥那年，他就是这么对清廷步步逼宫的。

历史循环往复，才几年功夫，就轮到自己被别人逼宫了，现世报也没这么快的。

梁启超说：“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会联合南方坚定立场，绝不能让袁世凯继续当大总统，他必须彻底下野！”

唐绍仪说：“不仅你这么想，各国外交团都做出了如此决策，所以他必然要退位。”

梁启超冷笑道：“袁项城绝对想不到，最决绝反对帝制的竟然是日本国。”

李谕拱手道：“我要提前预祝两位了，新内阁成立，两位肯定都会位居要职。”

唐绍仪说：“差点忘了，我还有事情找你。现在出口极为紧张，船只远远不够，疏才你和美国那边关系好，能不能协调过几艘船来运送货物？”

“好事啊！”李谕说，“出口额已经这么大？”

唐绍仪说：“我以前在海关任职多年，粗略估计一下，今年的关税增长了接近一倍，超过五千万两，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成绩！”

梁启超说：“我记得江南制造局也能造大船，甚至接到了美国订单，为他们造四艘万吨巨轮。”

唐绍仪说：“远水不解近渴，它们至少还有一两年才能下水。”

“我今天就给美方发电报，”李谕说，“如果他们坐地起价，咱们也相应抬高货物价格，反正哪里都缺货，咱们犯不着吃亏。”

唐绍仪等人在和外国做生意时，还是有点拘谨。而李谕就没有任何思想包袱，该咋样就咋样，别想从我身上占便宜。

唐绍仪又问道：“疏才在上海受委托管辖的两家德国工厂，现在的现金流在哪？”

“唐兄放心，”李谕说，“钱都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没有流向德国。德国那边发来几次电报，催促我给他们打款，我就说战事胶着，银行无法开展业务。”

唐绍仪高兴道：“疏才太有眼光了！照我看，新内阁十有八九会对德宣战，那时候还犯得着给他们钱？”

“被唐兄看穿了，”李谕笑道，“现在德国的货物运不出来，日本的三井财阀也不止一次找我，希望给他们供货阿司匹林等药，我也一直压着。”

唐绍仪说：“我知道上海一直有抵制日本的活动，但有些事不要太过激。”

李谕说：“我自有分寸，不会完全切断。毕竟是商业活动，要是他们把价格提高一些，产能也不是没有。”

梁启超乐道：“疏才对外时，越来越有奸商嘴脸。”

李谕说：“药厂总归还是需要盈利，国内的售价已经快要压到成本线，我只能想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挣点钱。”

唐绍仪并不反对李谕的举动，只是再次叮嘱：“我和日本人打过多年交道，他们平素里鬼精鬼精的，非常会算计，想从他们手里挣钱可不容易。”

梁启超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远超两人，说道：“日本人确实奇怪得很，有时候很保守，有时候又非常开放，难以捉摸。”

李谕随口说：“有些方面的确开放得可怕。”

唐绍仪又说：“另外，疏才能不能办法在上海或者天津再建个汽车整车工厂，即便每个月只有几百辆产能也好。”

李谕说：“整车厂确实比较难，如果不求大产能，倒是可以一试。”

唐绍仪对李谕一直很有信心：“无线电这么难的东西你都带回来了，区区汽车厂何足挂齿。现在国内对汽车的需求越来越大，我观察了一下，每天要售出几十辆，汽车价格那么高，利润必然可观。”

他可能并不知道李谕在汽车方面赚钱主要靠的是专利授权费。

但目前国内确实有对汽车需求量上升的明显迹象。

以京城为例，辛亥那年，整个北京只有个位数的汽车，而到了今年，已经至少有400辆。

上海、天津等地则要更多。

反正现在美国产业受英法公债刺激很旺盛，汽车厂又多，而且因为福特的崛起，不少小汽车厂几乎被挤垮。

李谕估摸着可以直接买一个汽车厂搬到国内，成本虽然有点大，但用不了几年就能回本。

而且还能培养一些相关的产业工人，将来必然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