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英法给的合约，华工需要出国工作五年，每天最多工作10小时，可以获得5法郎日薪，差不多相当于两块大洋。

其中一半用于支付食宿、医药，每个工人每天实得2.5法郎，也就是一块大洋。

这个收入水平，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可以说非常有诱惑力（如果给的少，也没人愿意跑那么远，还是交战区）。

此时国内的一些在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级职员每个月薪水大概四十来元；普通工人辛苦一个月也就十来块大洋。

华工大部分在山东招募，民国时期山东发生过好几起灾情，很多人家里非常困难，所以在被通知后，报名十分踊跃。

这些华工中大概有4万受雇于法军，10万受雇于英军，还有1万此后受雇于美军，分散在100多个营地工作。

从后续的表现看，华工相当不错。他们从事的都是艰苦繁重的工作，如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战地通讯、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制造军火、森林伐木、开采矿山……但凡战争所需，华工几乎无所不往、无所不为。

甚至在索姆河战役，坦克登场后，华工还要修坦克。——最开始英军不允许外国人接近坦克，毕竟这属于高级机密。

但后来他们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英国工人还要快，所以就有了三个华工团专门为英军修理坦克。

华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很快就得到协约国军队一致好评。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曾说：“华工是世界一流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完成各种任务。”

此后的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英国陆军大臣、首相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也大赞华工：“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的华工夹起重达三四百磅的一大块木材或一捆卷铁板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轻如普通石块一般。”

众所周知，一战是战壕的战争，而华工是挖战壕的绝对好手。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把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工人挖战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两倍，比英国人还高。

这是英国人自己说的，不是故意抹黑阿三。

华工大部分不懂英文和法文，所以又挑选了400名充任翻译的学生。按道理400个翻译不太够，但实在找不出更多了。

好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帮了不少忙，他们在法国协助创建了一些学校，教授华工识字读书。

英军对华工的行动限制极多，与军事管理无异。英国当局从来不认为华工与英国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坚持强硬政策，禁止华工与欧洲军人或平民往来。

相对于英国人高高在上的种族主义，法国人对华工歧视较少，法军官对手下的华工态度比较民主，对华工的生活习惯也较为关切。

话说还有不少华工和法国女子结了婚，并且很大一部分是法国女人倒追的华工，最后大概有三千人留在了法国，成了早期侨民。

总之华工不仅为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了巨大的谈判筹码，还激发了留法热情。

后续留法学生里可是出了不少超级大人物。

这些人不同于曾经的留学生，——过去留欧费用高得可怕，留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

而一战后很多留法学生出身没有那么富贵，他们大多要勤工俭学，所以深知生活疾苦。一战也算第一次大规模打破了留欧学生属于有闲阶级的传统。

上海学生较多，义务赴法的不少，大同大学便有数十名，李谕自然支持。

他对郭应麟说：“你告诉所有赴法学生，临走前去校务处每人领取200大洋。此后我会通过留法勤工俭学会定期汇款。”

郭应麟感激道：“校长不用担心，那边会管吃住。”

李谕说：“我是希望你们再开拓点视野，这些钱肯定用得上。”

郭应麟不再推辞：“一定不负校长所托。”

李谕说：“都是自家学生，应该的。”

几天后，上海的赴法学生一起聚集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威海卫。

他们会与华工一起先乘船前往温哥华，然后乘火车到达美洲东海岸，继而坐船去法国。

虽然经过苏伊士运河抵达法国马赛也是条重要航线，但是地中海早就被德国潜艇封锁，非常危险。

码头上，李谕亲自前往送行，还见到了任职于威海卫华务司的庄士敦。

“李谕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庄士敦打招呼道。

李谕同他握了握手：“庄老师，你好。”

庄士敦说：“老师？”

李谕说：“老师是个尊称。”

“感谢您的尊敬，”庄士敦说，“总不会李谕先生也要亲赴欧洲？”

李谕说：“我不懂军事，更不擅长弹道计算。”

庄士敦说：“此前您可是在北洋的学校教授过测绘学。”

李谕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于是说：“理论与实际差得太多了，而且我更多偏向于数学方面的教学，其实关键是我不会为外国军队效力。”

“先生不去最好，”庄士敦说，“从传回的讯息看，那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前线部队损失非常惨重，此前与泰坦尼克号一起建造的几艘大船，如不列颠尼克号、毛里塔尼亚号游轮全部被军队征用为医疗船。我从私人渠道获悉，船上的很多伤兵情况十分惨，大量需要截肢。”

这时候的截肢手术不用再多形容。

李谕说：“真正的噩梦只怕还没有到来。”

庄士敦也忧心忡忡：“德国一点没有败退的意思，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

李谕说：“如今护国军与北洋军也打了起来，很多事情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希望英方能够对华工和学生友善一些。”

庄士敦说：“先生不用对此担心，前线需要的是强壮健康的工人，他们不会受苦，毕竟不是百年前的奴隶贸易。只不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旅途会有大部分时间漂在海上，晕船难以避免。”

实际上路途中由于疾病和德国潜艇的攻击，还是死了三千余人。

华工的事迹非常可歌可泣，一战后，大约有11万服务于英法的华工历经磨难，最终回国与家人团聚。

未回国的3万多人中，有近两万死于战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华工的尸骸，埋葬在欧洲的69座公墓中。